“没有,只不过光喝酒,什么都不做比较好玩。”
她的气息夹带着酒香,还露出似笑非笑的笑容。那笑容至今依然令我神魂颠倒。
我一口喝干杯中的酒。“应该再开一瓶?”
“不开就太愚蠢了。”
我打开另一瓶酒的瓶塞时,她又拿起手机,将屏幕对着我。“我在看《芝加哥杂志》评论玛莎·奥尔特曼的节目。”
没有人告诉你一切即将改变、即将被剥夺。没有危险迫近的警讯,没有征兆显示你站在悬崖边。或许这正是悲剧之所以悲惨的原因,不只因为发生了什么,还因为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在最意想不到之际,猛然挨一记闷棍,根本来不及退缩或抵挡。
轨道灯投射在我的葡萄酒表面上,闪闪发光,洋葱开始刺痛我的眼睛。小书房里,爵士乐手塞隆尼斯·蒙克的专辑在旧唱片机上旋转,那种醇厚的韵味让我百听不厌,尤其是静电在音轨间发出的噼啪声。书房里的绝版黑胶唱片堆积如山,我一再提醒自己,这几天一定要找时间整理整理。
我的妻子丹妮拉坐在厨房中岛吧台旁,一只手拿着几乎已空的酒杯摇晃,另一只手握着手机。她感觉到我在看她,咧嘴笑了笑,眼睛却仍盯着屏幕。
“我知道。”她说,“我违反了家庭之夜的基本规则。”
“什么事这么重要?”我问道。
我爱周四的夜晚。
周四的夜晚有一种专属于它、凌驾于时空之上的感觉。
那是我们家的例行公事,就我们三个人——是家庭之夜。
儿子査理坐在桌前,在一本素描本上画画。他快十五岁了。这个夏天孩子长高了五厘米,现在已经和我一样高。
正在切洋葱丝的我扭过头去,问:“可以看吗?”
“评论得客气吗?”
“嗯,基本上像封情书。”
“算她幸运。”
“我一直在想……”她没把话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十五年前,我们相识之前,丹妮拉有很大机会在芝加哥艺术界出人头地
她抬起西班牙人特有的黝黑眼眸凝视我:“没什么。”
我朝她走去,温柔地取走她手中的手机,放到料理台上。
“你可以煮面了。”我说。
“我比较喜欢看你煮面。”
“是吗?”我更轻柔地说,“让你兴奋哦?”
他举起素描本,让我看他画的一座山脉,颇像另一个星球上的景物。
我说:“我喜欢。只是画着好玩?”
“作业。明天要交。”
“那就继续画吧,‘临时抱佛脚’先生。”
我站在厨房里,心情愉悦,有些微醉意,并不知道这一切将在今晚结束。我所熟悉、深爱的一切,都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