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知道，他说。接着他把我的卡号打进去，仔细查看每个数字，再用一根指头一个一个地打进去，显然他是个新手。我用手指在柜台上敲打着，恨不得立刻就抽上烟。同时我禁不住纳闷，不知是否有人告诉过他脖子上的小脓包是可以治愈的。他的长相我记得清清楚楚：高高的个子，微微有些驼，黑发剪得短短的，棕色的眼睛似乎盯在我鼻梁后面二英尺远的地方；再有就是那些青春痘。我想他之所以在我记忆中如此清晰是因为他接下去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这个卡号无效。
这太荒唐了，我说。绝不可能，我户头上还有几千块钱。两天前刚通知我的。再试试看。
确实是个无效卡，他固执地坚持道。看见红灯了吗？这说明你的卡号已经无效了。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说。再试试看。
发灰白，属于我母亲那一代。
他们只是关闭那些色情商场，还是别的什么？我问。
她耸耸肩。谁知道，又有谁会在乎呢？她说。或许他们只是把那些商场搬到其他地方去也难说。知道吗？想完全清除这些场所就好比企图消灭耗子一样谈何容易。她把我的卡号打进电脑钱箱，几乎瞧都不瞧一下屏幕。那时我已经是那里的老顾客。人们都在议论纷纷，她说。
第二天清晨，我去图书馆上班，途中又在那家店门外停下，因为烟抽完了，打算再买一包。最近我烟抽得比以前多了。周围的一切虽然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但其中暗含的紧张气氛谁都能感觉到，就像地底下的嗡嗡声令人心神不宁。咖啡我也喝得比以前多了，并开始失眠。大家皆有如惊弓之鸟。与以往相比，收音机里音乐多了许多，话语则少了许多。
那是在我们结婚似乎有好些年以后。女儿大约三四岁，正上日托。
他耸耸肩，脸上的笑容极不耐烦，但还是重新敲了一遍。这回我仔细看了他手指敲击的数字，再核对屏幕上出现的数字
我们和往常一样全家起床，我记得，早餐吃的是格兰诺拉麦片，卢克开车送她上学。那天她穿着几星期前我刚给她买的小衣服，格子的工装裤和蓝色的T恤衫。那是在几月份？一定是九月。学校是有一辆校车专门接送孩子，但不知怎的我希望让卢克送，就连校车我也开始放心不下。没有哪个小孩走去上学，失踪事件实在太多太多。
我走进那家街头小店，平日那位妇女不在。换上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年轻人，恐怕连二十岁都不到。
她病了吗？我把卡递给他时问。
谁？他反问道，听起来口气咄咄逼人。
平日在这里的那个女的，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