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伊拉的到来令我倍感安全。我们只要举手示意便可上洗手间，虽然一天里去的次数有限制，每去一次都有记录。我望着挂在教室前面绿色黑板上方的圆形电子钟。两点半时我们正在上忏悔课。由于这门课意义重大，海伦娜嬷嬷和丽迪亚嬷嬷两人都在场。海伦娜嬷嬷很胖，曾经担任过衣阿华节食减肥者互诫协会特许分会会长。她擅长忏悔。
正在说话的是珍妮，她忏悔了十四岁时遭
点到四点。嬷嬷们说这段时间是休息和默念的时间。当时在我看来，是因为她们自己也想从对我们的训导中暂时解脱一下。我知道那些下了班的嬷嬷们会到教师休息室喝咖啡，或随便什么冠以咖啡之名的东西。但现在我明白了，休息也是一种训练。她们是在给我们一个机会习惯无事可干的空闲时间。
打个盹，丽迪亚嬷嬷这么叫它，用她惯有的忸怩口气。
奇怪的是我们竟都需要这么休息一下。多数人睡着了。在感化中心我们常觉得累。我想我们是服了什么药，放在食物里，让我们情绪稳定。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也许是因为那地方本身。在最初的惊愕过后，在你不得已屈服之后，昏睡倦怠是上上之策。你尽可以对自己说这是在养精蓄锐。
莫伊拉进来时，我在那里想必已经三星期了。她被两个嬷嬷带进来，用惯常的方式，当时我们正在午休。她仍穿着自己的衣服，牛仔裤，蓝衬衫——头发短短的，一如既往地公然标新立异，抗拒潮流——因此我一眼就认出她。她也看到了我，但随即把目光掉开，她已学会怎么做才比较安全。她左边脸颊上有一块青肿，正在变紫。嬷嬷们将她带到一张空床边，上面已放着红裙。在一片沉默中，她脱去衣服，再穿上红裙。嬷嬷们站在床尾，我们大家则从闭着的眼缝中偷望。她弯腰时，我看见她脊柱上的骨节。
一连几天我们都没能搭上话，只是相互间短促地对望上几眼，浅尝辄止。我们都明白，友情会招人疑心，因此在餐厅排队吃饭或下课在走廊上时，两人尽量回避对方。一直到第四天，她终于在大家沿着足球场散步时，走在我的旁边。白色双翼头巾要到毕业时才发，当时的我们只戴着面纱，因此交谈不成问题，只要把声音压低，不看对方就行。嬷嬷们走在队首和队尾，惟一的危险来自其他同伴。其中不乏真正的信徒，很难说她们不会打小报告。
简直是个疯人院，莫伊拉说。
真高兴见到你，我说。
哪里方便说话？莫伊拉问。
洗手间，我说。看好时间。最后一间。两点半。
我们的对话就这么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