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芬突然意识到必须和菲德利斯单独谈一谈，虽然内心并不十分情愿，但她必须这样做。不论小姑给她出什么难题，她都要在四个孩子上火车之前找到机会和菲德利斯好好聊一聊，因为依照现在的情形，男孩们真有可能会一去不复返。自德国1934年的清算行动之后，她就一直关注着那边的局势。恐怖主义渐露苗头，这些都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她不会忘了那场血腥屠杀，她不会像菲德利斯和小姑那样，轻易就忘了萨尔区的回归和莱茵兰的重军事化[1]，他们关注的只是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家族不断增长的资产。在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报纸最下方的国际版块里，有一小块内容曾报道了一起仇视犹太人的,bao行，他们砸玻璃的举动让菲德利斯否定地摇了摇头，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一直都是这样”，总有这样的毒瘤，总有些不安分的好事者。“约翰尼斯，他就是犹太人。”他有时会用德语这样说，但从不作翻译，也不作解释。到了这个关头，虽然戴尔芬觉得自己有把握说服菲德利斯，虽然她认为自己应该多想想男孩们的处境而不是和菲德利斯的关系，但她还是难免感到胆怯，光是想想就让她心跳加速，掌心冒汗。
这并不是为了争辩个人的不同政见，而是要谈谈那些未说开的事情。她担心的是自己内心深处压抑的情感，那些自己还没有梳理好的情感。戴尔芬心想，事情不会平白无故地发生，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我去找读心者也事出有因，不管她有没有看透整件事，我只是想借机理理自己的思绪。我需要听到自己亲口说说这些事，我需要亲耳听到那些内心深处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想法。我需要和那位白发女人坐在一起，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来帮我看清全局。
他们几人一同走进一幢雄伟的石砌大楼，狭窄的走廊两侧有很多办公室，这里是审核他们出境资料的地方。办公室连接着阳台，阳台围绕着一个竖井电梯，电梯直通大厅，灰蒙蒙的阳光透过拱形的天窗投射进来，天窗上装饰着一些模糊朦胧的人像。男孩们伸长脖子向上看去，戴尔芬牵着他们，顺着宽阔的石阶向楼上走去。办公室门口就是拍护照照片的地方，人们已在走廊里排起长队，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斜倚着墙。排队的人很多，小姑等得有些疲惫，但她并没有倚墙而立，她那笔挺的套装似乎把她撑直了。她摆出一副极度恼怒的神情，并表示男孩们该吃点东西了。
戴尔芬趁机对菲德利斯说：“我们去给他们买些三明治吧。”
小姑立即反驳道：“别麻烦了，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