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我告诉她，“这一切都是你的。”我用蔬菜汁代替酒，敬了她一杯，便继续干活。
出于自我保护，我很善于隐瞒事实，甚至忘掉事实。大多数时候我把卡尔给忘了。然而，当我去卡尔妹妹的肉铺买排骨或炖肉时，我就控制不住自己，险些说出他的名字。我想告
别人出事时，我会保持冷静，施予援手。他背部受伤了。我想，得固定住。我知道固定得不错。牵引治疗，打上石膏，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但他却咬紧牙关，眼珠滴溜溜地转，似醒非醒地对我笑。
“你还没走啊。”他打量着我。
“那当然。”
医生不准我碰他，我只能看着，想通过眼神传达一切。但我错了，卡尔似乎很厌恶我的同情。后来药物发挥了作用，他昏睡过去，我只好坐在边上。我在那儿看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才回自己的房间。虽然已经很晚，我还是翻看了电话簿，寻找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市的花商，看有没有商家在那个时间点还能送鲜花。
接下来的几天里，卡尔不是哼着小调，就是整天盯着天花板，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对我不怎么理睬，对周围的环境也不怎么好奇。他几乎不和我说话，但我在医院交到了别的朋友，直到今天，我还和在那儿值早班的护士保持联系。她认为卡尔精神不正常，因为他竟然那么享受住院。
“再见。”一天早晨我走进病房，对他说。他在单人病房住了一个星期，除了我之外没人来看他。我拿着帽子，手臂上搭着薄外套：“我得回家了，要不然整个阿格斯的人都会好奇我出什么事了。”
他气色很好，刚刮了胡子，皮肤红润，头发也梳了，好像打上石膏不过是一个恶作剧。
“一路顺风。”他翻着手上的杂志说。
我走出病房，想想自己的傻样就来气。我想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阿格斯的那栋房子只建了一半，我得把它建好。修房顶时，我便住在地下室，我想把房顶修好，不过并不着急。工程进展得很慢，但等到可以居住时房子真是无可挑剔。墙面抹的灰泥真材实料，落地窗是保温隔热的，架子是嵌入式的，我还安了灯泡，以便更好地展示那些藏品。地毯还没铺，厨房电器还未接电源，衣橱还没用砂纸打磨好。即便这样，我还是搬了进来。我拿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那“死去的可怜甜心”的照片。她在照片里比我买下那张照片时显得更年轻、更热切。我把照片放在客厅的架子上，照片里的她注视着没装修的白色客厅，注视着刚涂上底漆的墙壁、简易的塑料椅和落地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