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面孔都是如此飘忽不定，如此神色多变。要去看那些面孔，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死盯住不放，而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已经没有力气集中这种注意力了。他转移了视线。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悲惧感，他总觉得世界在消失，世上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坏的都在消失；爱情、性、金钱、激情、远游、价值连城的名画、聪明睿智的书籍、卓尔不群的人们，一切都从他身边匆匆地过去了。地主的时间在流逝。那时，在突发的绝望中，他想从床上跳起来，跑到什么地方去。可是跑向何方？为什么要跑？他跌落在枕头上，因无法哭出心中的郁闷而憋得喘不过气来。
春天又依稀给他带来了得救的希望。一个月后他才下床走动，虽说拄着拐杖，却能站立在自己喜爱的池塘边上，给自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我是怎么来的？”他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源头在哪里？”他回到家里，艰难地强迫自己读书。读古代史，读史前史，读有关考古发掘和克里特文化的书籍，读有关人类学和纹章学的书籍。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都不能给他提供任何结论。于是他又给自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人能知道些什么？从获取的知识中又能得到些什么教益？人对事物的认识能够到达尽头吗？”他想了又想，花了好几个礼拜六，跟前来打桥牌的佩乌斯基就这个题目进行探讨。从这些探讨和思考中，他得不出任何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再也不想开口。他知道佩乌斯基会说些什么，他也知道他自己会说些什么。他有个印象，似乎他们谈的总是同一件事，总是在重复自己的问题，仿佛是在扮演某种角色，就如飞蛾接近一盏灯，然后又赶紧逃离那个可能把它们烧死的现实。于是他最后给自己提出了第三个问题：“该怎么办？怎么办？该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他读完了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读了梭罗、克鲁泡特金、科塔尔宾斯基的著作。整个夏天他读了那么多的书，以至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书房。波皮耶尔斯基太太对丈夫的举动深感不安，一天傍晚她走进了他的书房，说道：
“大家都说耶什科特莱的拉比是位神医。我去找过他，请他到我们家来。他同意了。”
地主淡淡一笑，他被妻子的天真解除了武装。
谈话跟他想象的不大一样。跟拉比一起来的还有个年轻的犹太人，因为拉比不会讲波兰语。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没有兴致向这古怪的一对倾诉自己的苦恼。于是他便向老者提出了自己的三个问题。虽然，老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