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很冷，”格兰古瓦说，终于交谈起来，高兴得不得了：“一冬天我都往指头上哈气。这么说，您天生能未卜先知?”
她又不爱答理了。
“不。”
“你们称作埃及公爵的那个人是你们部落的头人?”
“是的。”
我的父亲是只雄鸟，
我的母亲是只雌鸟，
我过河不用小舟，
我过河不用小船，
我的父亲是只雄鸟，
”
她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把护身符依旧揣进胸襟。他想问些别的问题，可是她爱理不理的。
“‘爱斯美腊达’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她说。
“是什么语言的?”
“可是，是他给我们主持婚礼的呀，”诗人怯生生地指明。
她又作了个惯常的娇态：“你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哩。”
“我的名字?您想知道的话，我叫彼埃尔·格兰古瓦。”
“我知道有个名字更美丽，”她说。
“您可真坏!”诗人说，“不过，也没什么，我是不会生您的气的。呃，您以后进一步了解我了，也许就会爱我的。还有，您那么信任我，把您的身世告诉我，那我也得稍稍谈谈我的情况。您知道，我名叫彼埃尔·格兰古瓦。我再告诉您：我是戈奈斯公证所佃农的儿子。二十年前巴黎围城的时候，我父亲被布尔戈尼人绞死了，母亲被皮卡迪人剖肚开膛。所以，我六岁就成了孤儿，脚上的鞋也就是巴黎的碎石路面。从六岁到十六岁是怎么挨过来的，自己也不知道。这儿一个水果商给我一个杏子吃，那儿一个糕饼店老板给我一块面包皮；夜里就让巡查的把我抓进监牢，牢房里就有稻草睡了。尽管这样，我还是长大了，长成了您看见的这样瘦精精的。冬天就躲在桑斯府邸门廊下晒太阳；我觉得，圣约翰教堂的火非得三伏天才生，真荒唐。十六岁的时候，我想找个职业干干，前前后后什么都试了试。我当过兵，可是我勇敢差点儿。我当过修士，可是我又不够虔诚，况且，我喝酒的本领也不到家。没法子，只好去大伐木场当大木工的学徒，可是身体不行。我比较适合当小学教员
我的母亲是只雌鸟。
“这支歌真好听，”格兰古瓦说，“您是几岁到法国的?”
“很小的时候。”
“到巴黎呢?”
“是去年。我们从教皇门进城的时候，我看见芦苇里黄道眉飞上天空，那是八月底，我就说：‘冬天会很冷的。’”
“是埃及语吧，我想。”
“我早有这种推测，”格兰古瓦说，“您不是法国人?”
“不知道。”
“您有父母吗?”
她唱起一支古老的民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