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像某些遵从传统的法国评论家、文学史家所说，是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物本身？不。甚至也不是那个俗称钟楼怪人的卡席莫多。
由于不幸的造化捉弄，这个弃儿生来畸形，这个内心善良、纯真的人承受的苦难也就更比其他畸形儿增加一倍而犹有过之。着意刻画某些畸形的人的痛苦，不能见容于社会，甚至为全人类所唾弃，使读者抛洒同情的眼泪，这原是雨果的得意之笔。像甘朴兰那样的笑面人，或者从某些生理特征上说也非同常人的若望·华若望，所作所为应该使许许多多上流社会人士感到羞愧，他们被看成异类，恒常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这种悲剧的致因，当然并不是生理性质的，而是社会性质的。然而，在卡席莫多，几乎是他的“又驼、又瞎、又跛”，特别是“又聋”，成为导致他短暂一生的悲剧的不可抗诱因，而在一个关键时刻，甚至累及他曾爱过的一切以及他漠然对待的一切，酿成像古典悲剧那样的统统死光的惨烈结局。善良的人而偏偏形体可憎，邪恶的人而偏偏道貌岸然，雨果善于使用这种鲜明对比的反衬手法，这确实十分扣人心弦。但是，如果说后一事实使读者觉得不乏其例，甚至比比皆是；那么，前一点也许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只是某些高超的作者有意的、也是专断的巧妙安排(例如，法国文学中还可以举出西拉诺(7))。
(7)艾德蒙·罗斯唐(1868—1918)所写五幕喜剧中的主角，内心善良，能自我牺牲，却生就一副丑陋的面貌，尤其是一个大鼻子，令人生厌。
我们可以从研究古希腊悲剧中，把雨果的前辈古人所说的命运，剖析其动因或契机，大别为三类：一是偶然的不幸，二是人的自我矛盾的不幸的解决，三是人与环境(社会的、自然的)的冲突不可调和。如果单纯着眼于卡席莫多的畸形，《巴黎圣母院》这整个的悲剧，那就只是偶然因素起主导作用的一种不幸命运在一个例外情况下造成的结果。
安德烈·莫罗瓦认为，雨果用以构筑他的命运大厦的是三部作品，我们也可以称作雨果的“命运三部曲”：《巴黎圣母院》(他说是“教条的命运”)，《悲惨世界》(“法律的命运”)，《海上劳工》(“事物的命运”)。不，并不尽然。固然，《巴黎圣母院》所叙述的命运，一个十分重要的侧面是一个教士与他的教条分裂；《悲惨世界》从若望·华若望与雅维尔的冲突的角度，指出了人间法律给人们的只是厄运；《海上劳工》着重刻画了人向自然斗争的吓人场面；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