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列队时，只要往边上看一眼，就会受到惩罚。在南乡的同事里，有人蔑称囚犯为“徒刑”，有人只考虑如何完成上边下达的指标，从不考虑怎样教育囚犯，使之重新做人。
南乡深切地感到，许多同事都对这种风潮皱眉头。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致力于改造囚犯，为他们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开辟道路，进而消灭他们对社会的威胁——这些教育刑主义[1]的高尚理念都到哪里去了？但是另一方面，严格的规定哪怕放松一点点，囚犯中就一定会有人乘机捣乱。行刑管理条例实行之前，甚至出现过监狱里的黑社会成员深夜让看守去路边摊买拉面的怪事。
如何对待眼前的现实中存在的犯罪者？站在监狱行政管理最前线的看守们，面对的是一种左右两难的情况。
工作五年后，南乡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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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十九岁的南乡正二看到了招聘管教官的广告，广告上根本没有写管教官的工作包括执行死刑。
广告上只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工作，工作内容为：改造罪犯，引导罪犯重新做人，防止罪犯隐藏或销毁罪证，保证对拘留中的被告人的公正审判……
南乡通过了管教官考试以后，被分配到千叶监狱。在这所监狱服刑的罪犯，虽说都是初次入狱，但都是被判八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即LA级罪犯。
一开始南乡在保安科，做了一段时间的杂务之后，在矫正研修所接受了为时七十天的初级培训，取得了见习管教官资格。他又学习了有关法律和护身术，希望成为一名毫不逊色的管教官。
但是，南乡回到千叶监狱后，理想与现实的乖离，让他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全国的监狱一片混乱，并不是所有正在服刑的罪犯都想悔过自新，很多监狱的看守也不把囚犯当人看，对教育罪犯重新做人缺乏耐心。
虐待囚犯的看守被囚犯告上法庭，同情囚犯的看守反而被囚犯利用，结果受到了处分。监狱不再是教育人改造人的地方，而成了人与人钩心斗角的地方。
必须给这种混乱状况打上终止符。在大阪开始实行的《行刑管理条例》，使全国监狱的管理状况大为改观。对囚犯实行军事化管理，禁止囚犯东张西望、交头接耳等，这是一个全面彻底监督囚犯的方针。规定全体看守必须随身携带被称为“小票”的记事本，随时记录囚犯任何细小的违规行为。
南乡被任命为法务事务官看守那年，正是日本的行刑制度迎来了一大转机的时候。
可是，南乡在履行自己职务的同时，一直对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抱有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