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局长插话了：“我认为停止执行是不妥当的。是不是真的丧失了记忆，记忆恢复没恢复，只有他本人知道。如果他继续丧失记忆的表演，那我们就永远不能执行了。”
“也就是说，他有装病的可能性？”
“是的。”
参事官心情抑郁地将话题拉回到报告上：“除了记忆问题以外，报告上没有提到情绪不稳定的问题。”
“行了。”局长说完不再说话，总务科科长和他一起陷入了沉默。
。”
局长和总务科科长表情苦闷，低头看着桌面。参事官心想，这种工作无论做多少次都不会习惯的。
“拘留所所长的报告没有谈到什么问题吗？”总务科长问。
“除了不接受教诲师的教诲以外，没有什么问题。”
“不接受教诲？”
参事官一边等着他们两个人开口，一边在心中暗自希望这个死刑犯得精神病。如果死刑犯得了精神病，死刑执行就可以停止。如果医生诊断这个得了精神病的死刑犯永远不能恢复正常了，统计上就列入“已结案”，在“确定不能执行”一栏记入数字“1”就可以了。
虽然这样做对本人来说也很可怜，但总比在本人不记得自己杀过人的情况下被处决要好。死刑犯得了精神病，至少对于跟执行死刑有关的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员来说，轻松得多了。
在笼罩着抑郁气氛的会议室里，参事官在想，为什么死刑犯都能保持精神正常呢？很久以前他就有这个疑问。死刑犯每天早上都要面对“接你来了”的恐怖，就像抱着个定时炸弹，过着看不到未来的日子。但是在参事官所知道的范围内，死刑犯发疯的事例很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昭和二十六年[4]，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女犯人的事例。
生活在贫困底层的她杀死邻居家的老婆婆，偷走了很少的一点钱，被起诉后判处了死刑。宣判那天，由于舍不得就要死别的孩子，她疯了。行为举止完全不正常，甚至在洗澡时用滚烫的热水往自己身上浇。结果她被免于执行死刑。她捡回一条命，但这个喜讯并没有使她恢复正常，最后一直作为精神病患者在疗养所终老天年。
每次想到这件事，参事官心里都非常不舒服。因为参事官觉得，她犯罪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
“是的，还是因为丧失记忆。”
总务科科长领会了参事官的意思，点了点头：“树原亮还是说不记得自己杀过人吗？”
参事官问道：“丧失记忆不能成为停止执行死刑的理由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等到他本人恢复记忆？”
“至少应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