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些先生习惯把帽子放在地上，时下流行这个，”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解释说，“我跟您一样，对这很不习惯。但我觉得这比我侄孙罗贝的做法要好一些。他总喜欢把帽子放在前厅。我看见他光着脑袋进来，就说他象个钟表匠，问他是不是来给挂钟上发条的。”
“侯爵夫人，您刚才讲到了莫莱先生的帽子，我们可以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立刻对这个问题作一番假
称他为‘阁下’，”她又说，看上去很高兴。在她看来，这个细节和耶稣教徒在受罗马教皇接见时，拒绝向教皇陛下下跪一样有趣。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兴致勃勃地谈着贝戈特的特点，而且，她似乎并不认为他的这些特点应该受到谴责，相反，倒认为这是他的优点似的，但她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优点。尽管德-盖尔芒特夫人对贝戈特的独特风格理解得颇有些古怪，但我后来却感到，她使许多人大吃一惊的认为贝戈特比德-布雷奥代先生聪明的看法不无道理。就这样，这些独特而带破坏性的却又是正确的看法，被一些超群非凡的人带进了社交界。这些看法是上流社会新价值观念的雏形，下一代会摒弃旧的观念，使这个新观念臻于完善。
阿让古尔伯爵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是比利时代办，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小表兄。伯爵后面紧跟着两个年轻人，盖尔芒特男爵和夏特勒罗公爵。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夏特勒罗公爵说：“你好，我的小夏特勒罗。”她说话时漫不经心，没有从她的圆垫式矮凳上站起来，因为她是他母亲的好友，而这位年轻的公爵从小就十分敬重她。盖尔芒特男爵和夏特勒罗公爵正当青春，身材颀长，肌肤和头发都是金黄色，是典型的盖尔芒特家族中的人。他们进来后，仿佛把漫溢在整个大厅里的春天落日的余辉都凝聚到他们身上了。按照时下流行的风俗，他们把大礼帽放在脚边。投石党历史学家心想，他们就和农民进市z.府一样，局促不安，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帽子放在哪里好。他认为应该发发善心，帮助他们消除拘束和胆怯的心理：
“不，不，”他对他们说，“别放在地上，会弄脏的。”
盖尔芒特男爵朝他瞟了一眼，眼珠斜着，从里面射出一道强烈而鲜明的蓝光，使这位好心的历史学家吓得一时不知所措。
“这个先生叫什么？”男爵问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刚才已把我介绍给他了。
“比埃尔先生，”我小声答道。
“姓什么？”
“就姓比埃尔，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历史学家。”
“哦！……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