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话题放到一起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比如说，他们教我们在性行为中要非常小心避免染病，这对于我们比外面的普通人而言，要重要得多，如果不提及这点，就会很古怪。当然，说到此处，自然就会讲到捐献的事。
此外还有所有那些关于不能生小孩的说辞。艾米丽小姐曾经亲自给我们上过许多性方面的课，我记得有一次她从生物教室搬了一套真人规格的骨架来演示性行为过程。我们目瞪口呆惊诧无比地望着她将骨架扭成许多姿态，毫不尴尬地用教鞭指指点点。她一板一眼地将整个过程讲出来，什么器官进到什么地方，有怎样的变化，就像讲地理课一样。这时，当骨架依然以猥亵姿态趴倒在课桌上的时候，她突然转换话题，开始给我们讲要非常小心，跟谁性交。倒不仅仅是因为各种疾病的关系，而是因为，她说：“性会以各种你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人的情绪。”在外面的世界里，我们对于性行为必须得非常小心，尤其当对象不是其他学生的时候，因为在外面的世界，性包涵各种各样的意义。在外面人们甚至会因为谁跟谁性交而打架，甚至杀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意义——比跳舞、打乒乓要多得多的意义——那是因为外面的人跟我们这些学生不同：他们性交会生出孩子来。所以说谁跟谁性交，这个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尽管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所有人都完全没有可能生小孩，但是在外面我们也得像他们那样行事。我们得尊重他们的规则，将性看做是一件很特别的事。
艾米丽小姐那天讲的课很典型，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情况。我们都把焦点集中在性爱上，突然就会有其他的内容混进来。我想这都属于那些“又知道，又不知道”的内容之一。
我认为到头来我们想必还是吸收进了许多的信息，因为我记得就在大约那个年纪，我们对于涉及捐献的一切，态度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在那之前，我们曾千方百计绕开这个话题；一旦有迹象表明要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就立刻后退，那些不当心的傻瓜——比如玛琪那次——还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但就像我说的，自从我们十三岁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我们仍然不去讨论捐献以及相关的一切；我们仍然觉得这方面的一切都令人尴尬。但我们开始拿这事开玩笑了，就像我们也会拿性来开玩笑一样。现在回顾往事，我得承认，那条不能公开讨论捐献的规则依然存在，跟从前一样严格。但是现在，时不时用玩笑的方式，暗示我们的未来，这不仅仅没关系，几乎成了一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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