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也就出来了。”
我想，她所说的就只有这些了。几年之前在多佛的康复中心，我跟露丝讨论起来的时候，她坚持说露西小姐跟我们讲得比这多很多；她解释说在捐献之前，我们首先会有一段时间担任护理员，还讲了捐献的一般流程；康复中心等等——可我很确信她没有说这么多。好吧，也许她开始讲话的时候，的确曾打算讲到这些。但我猜她一旦开始之后，看到面前那些困惑不解、浑身不自在的面容时，她就认识到，根本不可能做完自己挑起的这件事。
很难讲清楚露西小姐在运动馆的这次情绪爆发到底造成了什么深远影响。话传得很快，但流言大多围绕着露西小姐本人，而不是她试图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有的学生觉得她一时失去了理智；其他人则认为是艾米丽小姐和其他的导师请她告诉我们那些事的；甚至有人当时在现场，却认为露西小姐只是嫌我们在门廊上太喧闹，批评了我们一顿而已。但正如我所说的，极少有人讨论她说的内容。如果有人提起这话题，那么人们也多半会说：“那又怎样呢？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呀。”
但这恰恰正是露西小姐讲的核心意义。就像她说的，我们“又知道，又不知道”。几年之前，我和汤米再次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跟他讲到露西小姐这种“又知道，又不知道”的说法时，他提出了一套理论。
汤米认为有可能在我们居住在黑尔舍姆的许多年里，导师们小心翼翼地设计好何时该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总是还小，最新得到的信息不能完全理解。但当然某种程度上我们会接受进来，这样一来不久之后一切就都装进我们脑子里了，尽管我们都没有仔细检视过这些信息。
对我而言，这太像是一种阴谋论——我觉得我们那些导师没有这么阴险狡猾——但是很可能其中有些道理。当然，好像我一直都模糊知道捐献这回事，甚至早在六七岁的时候。等到我们长大了一点，导师们跟我们讲起这些事的时候，说到什么都不会让我们大出意料之外，这点很奇怪。就好像我们早在什么时候已经听过这些事了。
这会儿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是导师们刚刚开始给我们正式讲性教育的话题时，他们总是把这些事跟捐献混在一起来说。在那个年纪——再说一遍，我现在说的是大约十三岁的时候——对于性我们大家都很担忧，同时也很兴奋，自然也就会将其他的信息推到背景中，不大上心。换句话说，有可能导师们往我们脑子里夹带私货，讲了关于我们未来的一些基本事实。
然而说句公道话，可能将这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