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烟灰倒在小男孩头上，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
“这样才象个小叫花子，不许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胁着。
小男孩惊恐的向后退。
“你叫什么？”巴郎用小刀捅了桶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吓的几乎要哭出来，却又不敢。
阿帕尔说，“除非你贱卖。”
阿衣古丽说，“你说个价。”
阿帕尔说，“4000，看在老乡的面子上。”
阿衣古丽说，“成交，给钱。”
阿帕尔说，“给啥钱啊，咱俩扯平，你把巴郎领走，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讨饭，嫌丢人，还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饿了就回来吃饭，你还是领走吧。”
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阿衣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阿衣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四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阿衣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广州市天河区棠下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阿衣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旺旺。”巴郎重复着这个名字，哈哈笑起来，“你是一只小狗，以后我就喊你小狗。”
“小
阿衣古丽骂道，“阿囊死给（脏话），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
当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爷爷，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以后我就是你爷爷。”
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问道，“这是谁？”
阿帕尔说，“买的，明天就带他上街。”
巴郎说，“那我先给他化化妆。”
阿衣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的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阿衣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
阿帕尔说，“丧天良的事，不能干。”
阿衣古丽说，“你心眼不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