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地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地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瓷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站好!”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枚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
“敬礼!”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拼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挂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像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尘仆仆地去赶公共汽车。父亲跟旧日的同僚,统统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悄声命令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年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地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椅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暗的灯下,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椅上,手里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