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濛濛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地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一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像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地、默默地,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地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年,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碗我一碗地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咔嚓咔嚓。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一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
“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脯夸张地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旧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哒啪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地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彩。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筒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