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抵达后，抱怨阶梯不好走，又说如果我有咖啡，他要喝一杯。我答应去煮。我弄咖啡的时候他在屋里四处逛，非常自在。
“你这种会讨人嫌的家伙，住这里太寂寞了。”他说，“山那边是什么？”
“另一条街。怎么了？”
“随便问问。你的灌木需要修剪了。”
我端咖啡进客厅，他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喝，又点起一根我的香烟，抽了一两分钟就弄熄了。“我渐渐不喜欢这玩意儿了。”他说，“也许是电视广告的关系。他们推销什么，就让人讨厌什么。老天，他们一定以为大众是傻瓜。每次有个穿白外套、脖子上挂个听诊器的傻瓜展示一管牙膏、一包烟、一瓶啤酒或漱口水、一罐洗发精，或者一小盒让胖摔跤选手体味如山丁香的什么玩意儿，我总是记住永远不买。混蛋，就算我喜欢那种产品，也不会买。你看《新闻报》了，嗯？”
我开车到维克托酒吧，想喝一杯螺丝起子，坐着等晨报的晚版上市。但是酒吧很挤，很无趣。我认识的酒保来到我身边，叫我的名字。
“你喜欢加一撮苦料吧？”
“平常不喜欢。只有今天晚上加两撮苦料。”
“最近没看见你的朋友。加绿冰的那个。”
“我也没看见他。”
“我的一个朋友暗中通知了我。一位记者。”
“你有朋友？”他惊讶地问，“他没告诉你资料怎么拿到的吧？”
“没有。这种状况下他用不着说。”
“施普林格气得跳脚。今天
他去端酒回来。我慢慢喝，希望拖久一点儿，因为我不想喝醉。要么就真正大醉一场，要么就保持清醒。过一会儿我又叫了一杯同样的酒。刚过六点，卖报纸的人进了酒吧。酒保吆喝他出去，但他还是快速在顾客间绕了一圈，才被一个服务员抓着推出门。我就是顾客之一。我打开《新闻报》，看看1A版。他们刊登了。全部登在上面。照片反印，变成白底黑字，尺寸缩小，刚好嵌入那一版的上半页。另一页有篇口气强硬的社论。还有一版刊出朗尼·摩根署名的半栏文章。
我喝完酒出门，到另一个地方吃晚餐，然后开车回家。
朗尼·摩根的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伦诺克斯案和罗杰·韦德“自殺”案所涉及的事件和事实——照他们公布的事实写。不加不减不归咎于什么。只是清晰简单又实际的报道。社论就不同了。文中提出了质询——报纸抓住*员把柄后都会提出这一类问题。
九点三十分左右，电话铃响了，伯尼·奥尔斯说他回家的路上会顺道拜访。
“看见《新闻报》没有？”他有些扭捏，没等我回答就挂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