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诺很客气,他用从地下室找到的一块塑料布把奥托裹好,放进后备箱。他把手机留给了我,就出发去城外埋葬奥托了。
我马上给儿科医生打电话,我很幸运,虽然是八月,我还是找到他了。我跟他仔细讲了孩子的症状,发现自己心跳如雷,我担心医生通过手机都能听到。我的心脏又开始在胸口跳动,它不再是空荡荡的。
我对医生说了很多话,强迫自己用词准确。我一边讲话,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感受到空间之间的联系。我用手抚摸着家里的物品,接触到每个小玩意、抽屉、电脑、书籍、笔记本、门把手,我在告诉自己: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儿科医生在默默听我说话,他让我放心,说詹尼的状况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他晚点儿会来看看。放下电话,我洗了个冷水澡,时间很长,冰冷的水柱像针一样扎着我,我感觉到了这几个月我时时刻刻经历的黑暗。我看到了放在洗手池边上的戒指,我把那个镶着蓝宝石的戒指戴上,同时毫不犹豫地把婚戒从落水孔丢了下去。我看着伊拉丽亚用裁纸刀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痕,我给伤口消了毒,用一块纱布包了起来。我不慌不忙,把彩色衣服和白色衣服分开,启动了洗衣机。我想找回日常生活的安宁和平静。虽然我心里清楚,身体里有一种疯狂向上的挣扎,一种涌动,就好像看到了在洞穴的深处有一只有毒的虫子,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后退,手臂在挥动、脚在乱踢。我要重新学习——我想——迈出稳健的脚步,就像那些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为什么要去的人。
我致力于照顾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狗已经死了。我精心选择措辞,找到讲述的正确语调,但伊拉丽亚还是哭了很长时间。刚开始,詹尼语气里带着一丝威胁,有些恶狠狠地说要告诉马里奥,但他很快又抱怨起来:头很痛,恶心。
我还在安慰他们俩,这时卡拉诺回来了。我让他进门了,虽然他态度很好,特别乐于帮忙,但我对他冷冰冰的。两个孩子一直在房间里叫我,他们相信是卡拉诺把狗毒死的,所以不想让他出现在家里,也不愿意同他讲话。
我闻到他身上发出的泥土气息,也感到莫名厌恶。他用那种羞怯、亲切的语气和我说话,我只是用单音节回答他,那就像坏了的水龙头滴出来的零星水滴。
他想告诉我他把狼狗埋在哪儿了,但我对埋葬地点一点也不感兴趣,也不想听他讲怎么完成那项让人忧伤的任务、那地方叫什么。我不但无法专心听他说话,还时不时打断他,对詹尼和伊拉丽亚高喊:“住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