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回来。”我对詹尼说。他坐起来一点，为了看清楚我。
“你的鼻子怎么了？”他问我，“塞了那么多药棉，取下来吧。你为什么在手臂上夹了那个东西？你待在我身边吧。”
他仔细看了看我。他看到了什么？药棉、夹子。他对我的妆容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觉得我很美。那些大大小小的男人，都不懂真正的美，他们永远在考虑自己的需求。可以肯定的是，他接下来会渴望他父亲的情人，极有可能是这样。我从房间里出去，去了马里奥的书房，我又把
音，没有信号。我知道的，但我假装不知道。或者说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可靠的记忆，已经失去了理解、学习的能力，但我依然假装自己有这些能力。我假装，我逃避对两个孩子、对狗承担责任，带着哑剧般的冷静。
我拿起听筒，拨了儿科医生的电话，没有任何用，电话里还是呼啸的声音。我跪在那里，在桌子下面找插销，我把电话插销拔下来，又重新插上。我又试着打了一次，还是一片杂音。我开始对着话筒吹气，非常用力，就好像我能吹散干扰电话线的呼啸声，但依然没有结果。我放下了电话，很不情愿地来到了走廊上。也许我没明白，我应该尽量集中注意力，应该意识到：詹尼生病了，奥托也生病了。我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变得警觉，意识到状况很危急，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我用手指数了数，努力地思考着。首先，客厅里的电话坏了，打不通；其次，有个孩子在发高烧，在房间里呕吐；第三，狗的状况也很糟糕，它在马里奥的书房里。但奥尔加你不要激动，不要慌张。你要注意，一激动你可能会忘记手臂、声音、心思。要么，你让地板断开，让客厅和两个孩子的房间永远断开。我问詹尼，也许过于用力地摇晃着他：
“你感觉怎么样？”
孩子睁开了眼睛说：
“打电话给爸爸。”
别再提你们没用的父亲。
“我在这里，不要担心。”
“是的，但你要打电话给爸爸。”
爸爸不在，爸爸知道该怎么办。他离开了，我们只能自己来应对。现在电话坏了，沟通的渠道没有了。也许，我也要走了，我脑子清醒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要走上哪条路，迷失的路，而不是出口。孩子明白了，因此他担心的不是他的头疼，不是高烧，而是担心我，担心我。
这让我很难过，我要找到弥补的办法，要保持冷静，不能发疯。我看见桌子上有个金属夹子，用来夹零散的纸张。我把它拿过来，夹在了右胳膊的内侧，也许它会有用，至少有个东西抓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