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没有回应我。我来到洗手间门前，试着打开门，但我没能打开。我记得钥匙应该转向右边，就像关门一样，而不是向左。我叹了一口气，想起来那个动作，我转对了方向，来到了走廊里。
我在洗手间门口看到了奥托，它侧躺在那里，头靠在地板上。它看到我动都没动一下，耳朵没有支棱起来，也没有摇尾巴。我很熟悉它的这个姿态，它为什么事难过、想得到爱抚时，就会摆出这个姿势，表示忧伤和痛苦，它想寻求理解。愚蠢的狗，它也想告诉我：我让人不安，我的毛孔会向家里散布痛苦？可能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年或者是五年前？因此马里奥才去找小卡尔拉了？我伸出赤裸的脚，放在狗肚子上，感觉一股热气涌上来，一直传到腹沟。我发现它的嘴边有一圈口水。
“詹尼睡着了，”伊拉丽亚在走廊的尽头小声对我说，“来吧。”
我跨过狗的身体，来到了两个孩子的房间。
“你真漂亮啊。”伊拉丽亚带着真诚的欣赏，感叹说。她把我推到了詹尼跟前，向我展示他睡着了。他额头上放着三枚硬币，睡得很沉，呼吸很深。
“那些硬币很凉快，”伊拉丽亚解释说，“会减轻他的头疼和高烧。”
她时不时取下一枚硬币，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捞出来擦干，放在哥哥的额头上。
“他醒来之后，要吃扑热息痛片。”我说。
我把装药的盒子放在了床头柜上，回到了走廊里，想要找些事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我要做早餐。是的。但詹尼不应该吃东西。我应该去看看洗衣机，或者只是抚摸奥托也好。但这时我发现，奥托已经不在洗手间门口了，它决定不再让我看到它满是口水的忧伤。这样最好不过了。假如我的痛苦不会传染，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那就是别人的痛苦渗透到了我身上，让我生病。因此——我想，就像是最后的举措——我需要找个医生，我应该打电话。
我强迫自己记住这个想法。我带着这个想法——就像那是一条风中的带子——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在客厅里走着。凌乱的书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抽屉打开着，书放得到处都是。我为新小说做笔记的本子也打开着，我翻了最后几页，看到了我细小的字体。那里抄写着波伏瓦《破碎的女人》，还有《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内容，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抄写过。当然了，从书里摘抄一些片段，那是我的老习惯了，但我不会抄在那个本子上，我有个专门的本子。有没有可能我的记忆正在解体？我不记得我用红笔画出了安娜问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