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很害怕那些跑来跑去的爬行动物，但我小心翼翼打开
同时，我觉得自己一直都面临某种风险。对两个孩子的责任，也包括满足他们生活上的、物质的需求，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折磨。我害怕自己再也没有能力照顾他们，我害怕会伤害他们，可能是在某个疲惫或失神的时刻。其实，马里奥之前也没怎么帮我带过孩子，他一直工作都很忙。但我知道他在哪里，有时即使他不在家，但我知道，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回来，这让我很放心。事实上，现在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我用一种让人不安的频率拨打他的手机，我发现他手机大部分时间都关机。他变得遥不可及，我找不到他，他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同谋会告诉我，他生病了，或者请假没有上班，有的甚至说他去国外出差了，去现场视察。这都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忘记怎么出拳的拳击手，在擂台上转来转去，双腿无力，毫无防备。
我一直都生活在忧虑之中，我害怕我会忘记去学校接伊拉丽亚放学。如果我让詹尼去周围的商店买些需要的东西，我很担心他会出意外。更糟糕的是，我害怕自己因为过于担心，忘记了他的存在，不记得去查看他有没有回家。
总之，我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况中，我用一种精疲力竭的方式在控制自己。我满脑子都是马里奥，想象着他和那女人做的事。我不断回想着我们的过去，我非常想知道自己到底哪些方面做得不够。从另一个方面，我绝望地想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在给面条放盐时，我会很小心，避免放两次；我会特别关注食物的到期时间，注意把煤气关好。
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家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好像是风吹着一张纸在地板上快速向前飘的声音。
狗吓得哼唧着，奥托虽然是狼狗，但它胆子很小。
我站了起来，看了看床底下，也看了看家具下面。在长时间积累下来的绒毛中间，我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在床头柜下面快速跑开了。它从我的房间里出去，在狗的吠叫声中，钻到了两个孩子的房间里。
我跑到他们的房间打开了灯，把两个孩子从睡梦中叫醒，让他们从房间里出去，关上了房门。我的过激反应让他们很害怕，我渐渐找到了力气，平静下来了。我让詹尼去给我拿扫把，他是个勤快到让人不安的孩子，马上把簸箕也拿了过来。伊拉丽亚这时叫嚷起来了：
“我要爸爸，快给爸爸打电话。”
我愤怒地说：
“你们的爸爸不要我们了。他去了别处，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了，已经不管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