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马里奥一直都没有出现。尽管我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第一条就是：不给我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但我还是给他们打了电话。
我发现没人知道我丈夫的消息，他们好像也有好多天没有见到他了。我充满愤恨地告诉所有人，我说他为了别的女人离开我了。我以为我说的事会让他们惊异，但我感觉他们一点儿都不意外。我故作轻松地问他们，知不知道他的情人是谁、她多大、是做什么的，他是不是已经去她家里住了，没人说得清楚。马里奥在都灵理工大学一个名叫弗兰克的同事想安慰我，他说：
“这是年龄的缘故，马里奥现在四十岁了，很容易出这样的事。”
我受不了他说这些话，我恶狠狠地说：
“是吗？那也发生在你身上了？发生在所有你们这个年纪的男人身上？为什么你还和你妻子生活在一起？让我和莱雅说几句，我要告诉她，这种事也发生在你身上了！”
我本不想做出这种反应。我给自己设定的另一条规矩是：不要变得招人恨。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的血液在沸腾，很快什么都听不进去，眼睛会充血。别人给我讲道理，我自己也想平静下来、理智一些，但这都让我很烦躁，呼吸急促，想发泄愤怒。我特别想吵架，我先是同那些男性朋友吵，然后和他们的妻子或同伴吵，最后无论男女，任何人试图让我接受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我都会和他们吵。
在这一点上，弗兰克的妻子莱雅非常耐心，她进行了各种尝试。她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想找到补救的办法，一个解决方案。她那么善解人意，我和她反目，就好像在伤害那些为数不多的好心人，但我无法控制自己，很快对她也失去了信任。我觉得我们说完话之后，她会马上跑到我丈夫和他情人跟前，一五一十详细汇报我现在的情况：我怎么样照顾孩子和狗，我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接受现实。这样一来，我很快停止了和她见面，我连一个说话的朋友也没有了。
我开始发生变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习惯发生了改变：我不再仔细化妆，我从说一口优雅的语言、小心翼翼、不愿冒犯别人，到口无遮拦，总是很刻薄，中间会夹杂着肆无忌惮的笑声。慢慢地，虽然我一直在克制自己，但我开始说一些低俗的语言。
我说脏话时感觉很自然。我觉得我的话可以让少数几个假惺惺的、试图安慰我的人知道，我不会被那些漂亮话蒙骗。我一张嘴就感觉想要讽刺人，骂人，诋毁马里奥和他的婊子。我特别讨厌这种处境：他知道我的一切，我对他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