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想，可能是那几天黛黛和艾尔莎搅扰到他了，或者说前一天晚上，她们惹他生气了。我打算吃早饭时批评她们。但我又想，弗朗科和我的两个孩子关系很好，我排除了他生她们的气的可能。早上八点，我小心翼翼地去敲他的门，没人回答。我又使劲儿敲了一下，最后轻轻打开了门。房间很黑，我叫了一声，没人回答。我打开了灯，看到枕头和床单上全是血，黑红色的血迹一直流到他脚下，死亡是这么让人作呕。在这里，我只能说，当我看到那具我很熟悉的身体——之前那具幸福、活跃的身体，读了很多书，经历了很多事儿，我感到同情，同时也感到恶心。弗朗科是沉浸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而且很有风度。现在，他上演了这样可怕的一幕，他用一种残酷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逃离，留下了那么多记忆、语言和意义。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外表、心情、思想和语言，还有这个世界的糟糕去向的仇恨已经将他吞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想着帕斯卡莱和卡门的母亲朱塞平娜，她也无法继续容忍自己，容忍她生活中剩下的那些碎片。但朱塞平娜是上一代人，而弗朗科是我同时代的人，那种充满,bao力的离世方式让我很震动，让我无法自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他写的那张纸条，那是他留下的唯一纸条，那是他留给我的，其实是想对我说：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不希望她们看到我，但你可以进来，你应该看到我。我现在还想着他对我的双重命令：一个是说出来的，另一个是没说出来了。有很多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弗朗科的葬礼，他们的拳头都轻轻地握着（弗朗科当时很有名，备受崇拜）。在葬礼之后，我试着和马丽娅罗莎重新建立情感，我想安慰她，和她谈论弗朗科，但她没有给我机会。她神思恍惚的时候越来越多了，而且时不时会有一种病态的怀疑，她眼里的光芒和活力也黯淡下来了，家里慢慢地空了。她对我也不再是那种姐妹的态度，而是越来越充满敌意，要么她整天都待在大学，要么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会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愿意被打扰。如果两个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弄出声响，她会非常生气，会骂她们，不让她们喧闹。我收拾了行李，我带着黛黛和艾尔莎去了那不勒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