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男人的爱,一个女人会肆意中伤别的女人,伤害孩子。我谈到了我和佛罗伦萨以及米兰的女性主义团体的艰难关系,我当时低估了它作为一种体验的重要性,现在我发现,通过参加那些活动,还有那些痛苦的讲述和反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谈到了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我说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男性,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经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里度过的那半小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也许这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莉拉。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提到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可能,我感觉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们童年朋友的欲望里,但她没能力来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东西,她有没有看到?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完全沉迷于城区的内部斗争,她也满足于这一点。我呢,在法国的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纷乱的中心,但我有能力总结出这些事情的规律。这些想法,通过我那本小书的成功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平息我对未来的忧虑,就好像我通过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能厘清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一定能厘清。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会崩溃,家庭会解体,文化支柱也会塌陷,社会m;主的任何协调和适应也不可靠,这时候,我和尼诺、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阶级专政、女性,每样东西都显露出让人出乎预料的一面。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我四处走动,我看到了一种全面解构又重新组合的诱人前景。
同时,我总是匆匆忙忙给阿黛尔打电话,我和两个女儿说话,她们要么用单音节词回答我,要么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快到圣诞节时,我和两个编辑告别了,她们非常关心我的遭遇,不想放我走。她们看了我的第一本书,想重新出版那本书,出于这个目的,她们把我带到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的那家法国出版社,多年前,那本书在法国并没有成功。我有些羞怯地参与了那些讨论和协商,那两位女士支持我,她们和我不一样,她们很有战斗精神,懂得软硬兼施。通过米兰出版社的协调,他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法国出版社——这两位女士的出版社再次出版。
我打电话给尼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