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佛罗伦萨后，我和彼得罗谈了离婚的事情，我们吵得不可开交。阿黛尔尽量保护两个孩子，她和两个孙女关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忽然意识到，在女儿面前，我们吵得不尽兴，没法尽情表达自己，吵不起来，我们就出去了，在街上接着相互咒骂。最后，彼得罗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非常气愤，我再也不想看见他或者听他的声音。我回到了家里，两个孩子都睡了，我看到阿黛尔坐在厨房里看书。我说：
“你看到他是怎么对我的？”
“那你呢？”
“我？”
“是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对他的，还有你之前是怎么对他的？”
我把她一个人撇在厨房里，摔上门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语气里传递的那种鄙视让我很惊异，也让我很受伤，这是她第一次公开对我表示出敌意。
第二天，我就动身去了法国，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和很多要读的书。在我走的时候，两个女儿不停地哭泣。我越是要集中注意力读书，就越是心乱：尼诺、彼得罗、我的两个女儿、卡门颂扬她哥哥的话、安东尼奥的话、阿方索的变化，都一起浮上我的心头。经过漫长的、让人精疲力竭的火车旅行，我最后到达了巴黎，脑子比任何时候都乱。但是，当我到达火车站，在站台那里，我就看到了出版社的那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我的心情马上变得愉悦，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是我和尼诺在蒙彼利埃品尝过的，一种视野拓宽的喜悦。但这次一切都要黯淡一些，没有宾馆，也没有古迹一样的大礼堂。那两位女士带着我在大小城市做巡回推广，每天都有一场旅行，每天晚上在书店，甚至是在私人的房子里，会组织一些辩论。至于吃饭睡觉，吃的是家里煮的饭，睡在一张小床上，有时候甚至是沙发上。
这场旅行让我非常疲惫，我越来越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瘦了。但是，每天晚上我遇到的读者和编辑都很喜欢我，我在见面会的会场走来走去，用我匆忙学会和掌握的外语和他们进行讨论。我逐渐又采用了几年前我已经掌握的策略，就是我在推广第一本书时的表现：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每天晚上，我都能即兴提到我的个人体验。我谈到了我成长的环境，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我谈到男人和女人的愤怒；谈到了卡门，还有她和哥哥的关系，我认为，那些,bao力事件一定不是帕斯卡莱做的。我谈到了从小我在我母亲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生活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还有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我谈到了，出于对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