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但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同龄人还不至于从性这方面来考虑问题。
小将时期很快就结束,随后是“工人阶级领导切”时期。学校里有工人师傅,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工人师傅不大样,多少都有点晕晕乎乎、五迷三道,虽然不像g,m小将那疯狂,但也远不能说是正常。然后就是“三支两军时期”,到处都有军代表。当时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清楚、办事稳重人,但没有见到过。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习后者优秀品质。下乡之前,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次预演。那村里人在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腿叉得那宽,让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也不该是颠颠模样,只有条板凳学会走路才会是这般模样。在萧瑟秋风中,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最最敬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们(读作‘母恩’)今天下午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这大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敛芝麻;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样子,有些人连冻出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现在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人们有什不对,而是试图说明,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人,听到种于己有利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猜越是生活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生活还快乐些吧——说到这点,这篇文章也临近终结。
八十年代之初,是人民大学学生。有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位青年道德教育家——说是被拘去,是因为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记旷课,旷课次数多就毕不业。这位先生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g,m传统学校呀。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转,鼻子底下滚出句顶级粗话来。顺便说句,不管到什地方,首先要把当地骂人话全学会。这是为防手,免得别人骂还不知道,虽然自己从来不骂人,但对于粗话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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