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古希腊的“理想城市”进行了描述。他说，城市内部设计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卫生。事实上，古希腊城市中也确实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体育场和疗养设施。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建筑师希波丹姆斯的设计思想强调与自然协调，城市的边界以山或者海为界，城墙的形状是不规则的，目的是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不受破坏。[61]
而中国城市的建设原则是“整齐”。《周礼·考工记》这样描述理想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62]特点是方方正正，棋盘式布局，突出政治需要，“非令壮丽，无以重威”。高大的城楼和宫室，是为了突出政治上的威严和压制。
同样，到了中世纪后期，西方城市精神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原则仍然有着极大反差。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基本都是经济原因自发形成的，是“无规划城市”，中国古代的所有城市却都是政治性的，是“规划城市”，作为首都、省级、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出现。在唐朝，中央z.府明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在州县z.府所在地之外，不许出现自由集市，因此也不会产生经济性城镇。而西方中世纪的城墙大都是市民自己集资建造的，中国城墙则是国家以征发劳役的方式建造的。和上古时一样，中世纪欧洲城市多呈不规则的形状，而中国城市布局一直都是正南正北，四四方方，处处体现规矩意识。
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精神是“自由”，而中国古代城市精神是“控制”。宋代以前，中国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目的是对城市居民进行严格的束缚，便于管理。因此，如果穿越回大唐长安，你会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的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闭的。长安城内分成了100多个里坊，每个一里以上见方的街区都用高大的夯土坊墙围起来，如同一个小城，只在四方开4个门，居民想要上街，必须经由四门。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地方不许开设商店。整个巨大的城市之内只有两个市场。炒个菜炒到一半，发现没盐了，你没有选择，只能到东西两市去买。假如你住在长安城内偏南的丰安坊，那么距离最近的是西市，你需要走上整整6里地，来回就是12里，才能买到一包盐。而且出门前你还得注意一下时间，因为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12点到太阳落山前7刻才营业。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