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历史上，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除了文化上的贱商因素外，还有官营工商业的传统。
早在周代，中国就实行“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手工业和商业要国家来经营。当时的z.府建立了大量手工业作坊，并设“工官”管理。工匠的吃住由z.府提供，所谓“官廪之”。要按z.府的要求生产各种东西，“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礼记·月令》）。制造出来的东西上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质量有问题，就要治罪（后世明代的城砖，上面也刻着工匠的名字，目的与此相同）。至于商人，“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官府有专门的官商负责采买等事。
当然，关于周代的这些制度描述过于规整细致，显然是经过了后世的加工，不见得完全可信。但是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政治家们就不断论述通过国家垄断经济控制民众的意义。管仲除了“利出一孔”理论外，还提出了“官山海”的思路，即由国家来垄断和经营自然资源（“山海之利”）开发的理论。他开创了盐铁专营制度，目的一是“塞民之羡，隘其利途”，即通过垄断堵塞民众致富之途，以控制国民经济。因此他规定，所有食盐都必须由z.府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定价销售，即“官收、官运、官销”。据说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
汉代初期，一度奉行黄老无为之治，放松对民营经济的管制。结果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经济迅速恢复，全国形成关中、巴蜀两大商业城市群，成长出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著名的是“五都”，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或经商，或开矿，家业万贯，实力相当雄厚。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说：“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就是说，富商大贾有的大量役使贫民，前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囤积居奇；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这一时期，冶金业、制盐业和铸币业都相当发达，工匠们用高炉炼铁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西汉时期，中国“在生产技术的造诣上，在钢的产量和质量上，比之18世纪英国工业g,m时钢铁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并无逊色，但是中国却早了两千年……”[53]。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秩序的自发生成和扩展，似乎预示着市场规律会不断冲破各地和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theBraudelBellJar），从而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科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