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而于*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不可不防其渐也。
就是说，对于百姓对抗官府
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而对*员处理，不可过重。因为如果严处*员，那
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
“以下抗上”“歪风邪气”。用乾隆自己话说就是“刁民闹事而即参知县，将使刁风益炽矣”，“将来愚顽之徒，必且以此挟制官长，殊非整饬刁风之道”。
乾隆这个逻辑，在处理夏邑县事件时也得到另
次清晰解释。乾隆在给夏邑人另篇谕旨中，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
整饬官方起见，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二刁民之遮道呈诉也。若因此遂增致长刁风，挟制官长，扰及赈务，则是自干罪戾，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清高宗实录》）
意思是说，这起案子处理，是因为
洞察切，主动发现，并不是因为彭家屏奏报，也不是因为“二刁民”告御状。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刁民”，以下犯上，那必然要受到国家严惩。
这道上谕，体现皇帝在面对民间政治参与热情性时进退两难。
面对汹汹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筑坝垒，将其约束在“纲纪”河道内。
那，底层民众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吗？
乾隆认为，这种情况下，群众有权利上访。但是，定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内，级级来，不能“越级上访”，更不能采取“聚集”“闹事”等危险手段。皇帝理论是，“至该处百姓，如果追比负屈难伸，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
“应赴上司衙门控告”，这便是皇帝所开具普通百姓对付贪,,g污吏唯办法。就是说，你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办法。
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底层百姓上访，最常见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如果“赴上司衙门控告”遭到拒绝，被发还原县锁系，又怎办？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宁县百姓刘周佑到知府处控告新宁县县令营私舞弊，代理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将案子发回新宁县处理。新宁知县利用职权，挟私报复，把刘周佑关押在监。县民忍无可忍，纷纷罢市以示抗议，事情被汇报给皇帝。
这种情况下，皇帝做如下段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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