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6)
因此，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为了这个王朝，他拼尽心力。在创办湘军之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许，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7)。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一日懈怠，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它的精神，脱换它的胎骨，让它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的努力下，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
然而，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并不牢靠。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并没有任何沾沾自喜。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他一生得力处在一“悔”字。他曾经认为，经此创痛，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深刻吸取教训，清醒振作，奋发有为。1864年，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的城墙缺口修好后，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其文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8)显然，曾国藩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乱，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9)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的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惰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到人聊起北京的情况，完全不是中兴气象，而是末日景象。曾国藩听后忧心忡忡，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赵烈文日记记载说：
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10)
也就是说，晚上老师曾国藩来我这里畅谈。他说，北京来了人，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发生明火执仗的抢劫案。市面上乞丐成群，有的妇女甚至光着身子，连裤子也没有。民众穷困已极，恐怕再有大变，怎么办？
赵烈文其人知识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