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曾国藩还得到李昭寿捐款三十万串，乏饷问题才基本解决。(42)但是曾国藩却已经明确
将来功成身退
想法，为将来裁撤湘军埋下伏笔。
对于沈葆桢忘恩负义，曾氏大营所有人都义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
个“绝无良心科”，沈定取得第名。曾沈二人至此也彻底决裂，形同陌路，多年不通音信。直至1867年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时才又有偶尔联系，但书信疏淡，门面敷衍而已。
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但是曾国荃还是拿不出什
可以迅速攻下南京办法，曾国荃情绪焦躁，因为常常生气，身体越来越差，“肝病已深”(43)。给曾国藩书信中也常有“词气戆激”。
曾国藩封又封地写信劝慰曾国荃，要求他放宽心胸，不要把得失看得那样重。曾国藩说，天下气运，自有天意做主，像攻下南京城这样重要历史节点，时间掌握在上天手里，而不是他们兄弟手里。因此，只要尽人事，就可以心地坦然。
青年时代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力量。他认为人意志是无所不能：“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44)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45)。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被皇帝罢黜回家大挫折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辞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粒耳。(46)
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实在是瞬即过。天下至大，人力所能为者至小。
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属于太大尺度事件，不是某个人甚至某个集团能够决定。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作用是很有限。因此，他所要做只是在可能范围内尽自己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他对弟弟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墙壕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
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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