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国天国兴起，内外交困之下，清廷和地方已经形成
“外强中干”
局面。奕和慈禧上台之初，曾将天下资源全力向曾国藩倾斜。而现在，形势已经今非昔比，因为除南京之外，其他地方都大局已定，拿下南京只
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
……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37)
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钦差大臣，江西为自己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漕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做主
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规矩置于何地？
以私情论，官场上举主通常凭借权势以上欺下，或者总对被举荐者摆出副恩主臭架子，导致两人成仇。但是曾国藩平时对这两点直特别注意，并没有发现自己对待沈葆桢有什
过分之处，从来说话办事都是特别客气。而沈葆桢却得寸进尺，不顾情理，让他实在不能再忍：
人恒苦不自知，或臣明于责沈葆桢而暗于自责？臣例可节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桢数次，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残微不慎，动成仇隙？然臣阅世已深，素以挟权、市德为可羞，颇能虚心检点。
为证明自己观点，曾国藩还罕见地附上为饷事与沈葆桢往来信咨抄件，让沈葆桢那些倨傲无理言辞公之天下。
自此二案外，臣之公牍、私函，在江西者极多，其中如有挟权、市德、措辞失当者，请旨饬下沈葆桢多抄数件进呈。倘蒙皇上摘出指示，或有显过，臣固甘受谴罚；即有隐匿，臣亦必痛自惩艾。若臣返躬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讯诸大廷、质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38)
也就是说，除这两次争饷中公文之外，他与沈葆桢之间公文来往还有很多。他也请沈葆桢都发给皇上，请朝廷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句涉及挟权欺人、市德卖好、措辞不够客气地方。如果有，请皇上指出，他甘受惩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沈葆桢这个人做事，专尚意气，不顾情理，让他这个上司实在不能忍受，不能再退让。
这封奏折文字稍嫌激烈，不过数年积郁至此发，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把矛盾彻底揭开，理由又如此充分，以宰牛刀杀鸡，曾国藩认为朝廷支持自己应该没有问题。
谁知朝廷回复大出他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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