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得烂醉如泥,如何装得十分害羞好让他把灯关上,又怎样用明矾水濯洗下身以伪装贞洁,怎样把红汞药水染到床单上,以便第二天晾到新居的庭院里。然而,有两件事这些拉皮条的女人未曾考虑到:一是那晚巴亚尔多·圣罗曼坚持不肯多喝,二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由于母亲的严加管教,内心依然保持着纯良正直。“她们教我的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太下作,不该那样对待任何一个人,更何况是那个不幸娶了我的苦命人。”于是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脱得一丝不挂,拋开了已经摧毁她的生活的种种恐惧。“非常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去死。”
她毫无羞愧地讲述自己的不幸,实则是为了掩饰另一种不幸,那真正的不幸灼烧着她的五脏六腑。在她向我吐露之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巴亚尔多·圣罗曼在把她送回娘家的那一刻,就永远地留在了她心上。那对她是致命的一击。“妈妈动手打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想念他。”她告诉我。抽打仿佛不那么疼了,因为她明白那是为他而受的苦。躺在餐厅的沙发上抽泣时,她还在想着他,连她自己也有些惊讶。“我不是因为挨了打才哭的,跟所有那些都没关系,”她告诉我,“我是为他而哭。”母亲把蘸着山金车酊的纱布敷到她脸上时,她仍在想念他;甚至当听到街上喧嚷嘈杂,钟楼上钟声大作,母亲进门来告诉她可以去睡觉了,因为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时,她还一直想着他。
她不抱任何幻想地思念了那个人很久,直到有一次陪母亲到里奥阿查的医院检查眼睛。她们路过港口宾馆,因为与老板相熟,普拉·维卡里奥便走进去在吧台要了一杯水。她背对着女儿喝水时,安赫拉·维卡里奥在大厅的组合镜里瞧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她深吸一口气转过头去,看见他擦身而过却没有发现自己,然后目送着他走出了宾馆。她心碎地回过头来看了看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已经喝完那杯水,用袖子抹抹嘴唇,戴着新眼镜站在吧台前朝她笑了笑。从那笑容里,安赫拉·维卡里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可怜的女人,全心崇信着她自身的缺陷。“都是狗屎。”她自言自语道。她心烦意乱,回家时放声唱了一路,进门就扑倒在床上,一连哭了三天。
她就此重生。“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彻底地发了疯。”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在大海潮涌间能听见他的呼吸,半夜躺在床上因为感觉到他滚烫的身体而惊醒。那个周末,她片刻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