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由欢快的喧闹声吸引来的鼓号乐队、手风琴乐手带跑了调。
维卡里奥家的房子十分简朴，砖块砌墙，棕榈叶铺顶，上面有两个小阁楼，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繁衍。房子前面有一个几乎被花盆覆满的平台，宽敞的院子里散养着母鸡，还种了几株果树。院子深处，孪生兄弟垒砌了一个猪圈，旁边摆着宰猪的石台和肉案。自从庞西奥·维卡里奥失明后，屠宰就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首先操持这项营生的是佩德罗·维卡里奥，等他服兵役之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屠夫的手艺。
全家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十分拥挤。两位姐姐意识到庆典的规模如此庞大时，曾打算借一栋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她们还盘算着要借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幸好我父母坚持那句老话：自家的女儿要么在猪窝里出嫁，要么不出嫁。”就这样他们将黄色的墙壁粉刷一新，修理了门板，平整好地面，将房子拾掇得体面干净，让它尽可能与豪华铺张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别处，又用生石灰清理了猪圈。即便如此，地方仍旧显得不够大。最后，巴亚尔多·圣罗曼想了个主意，他们推倒了后院的篱笆，借用邻居家的院子跳舞，还搬来木匠的工作台，准备让人们在罗望子树的浓荫下就餐。
唯有一件事令人意想不到、大吃一惊，婚礼那天早晨，新郎迟到了两个钟头才来迎娶安赫拉·维卡里奥。而安赫拉在新郎到来之前拒绝穿上婚纱。“你想啊，”她对我说，“他如果不来我倒是高兴，但不能在我穿戴整齐之后不迎娶我。”她的审慎合情合理，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最难堪的不幸莫过于穿着婚纱被人拋弃。但是，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是处女还敢蒙上面纱、插上香橙花，事后也被看作是对纯洁象征的亵渎。唯独我母亲认为她拿着一副标了记号的牌还敢赌到最后是很有勇气的行为。“那个时候，”她向我解释说，“上帝是理解这种事的。”然而，至今也没有人弄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耍的是什么牌。从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在婚礼上露面，到牵着给他带来所有烦恼的人逃离舞会，他始终是一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也没有人知道圣地亚哥·纳萨尔手里攥着什么牌。从教堂仪式到婚庆典礼，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克也跟在身边，我们谁都没有看出他的举止有任何细小的变化。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块儿长大，假期里也总是厮混在一起，谁都不相信我们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