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走五十英里漫长得像是走了五百英里，特别是如果你的身体习惯了坐椅子而不是骑马鞍，感觉更是如此。当我们抵达湖边，肖恩和埃米莉敏捷地下了马，开始扎帐篷；我帮不上什么忙，便解开阿波罗的马鞍，闲坐在一棵卧倒的树上。我看着
爸爸两个月没下床，除非某个哥哥把他抱下来。他在一个瓶子里撒尿，灌肠还在继续。即使确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我们也不知道他以后能否生活自理。我们只能等待，很快便感受到似乎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等待——等着喂他吃饭，等着给他换绷带，等着看我们的父亲能恢复成什么样。
很难想象像爸爸一样骄傲、坚强、健壮的人受到永久损伤。我想知道，假如以后一直靠母亲给他切食物，他会如何适应；假如连锤子都拿不了，他是否还能开心地生活。失去的太多了。
但在悲伤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希望。爸爸一直是强势的人——一个自以为洞悉一切问题的真相，对别人说什么毫无兴趣的人。总是我们听他说话，从来没有相反的情况；要是他不说话，就要求大家保持沉默。
爆炸将他从演讲者变成了观察者。因为持续疼痛，再加上喉咙被烧伤，说话对他来说异常困难，所以他只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他躺在那里，紧闭嘴巴，睁大双眼，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
在几个星期内，我的父亲——几年前连我的年龄都会猜错五岁以上的父亲——了解了我的课程、我的男朋友以及我的暑期兼职工作。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但他在我们给他换绷带时，听着我和奥黛丽的聊天，记在了心里。
“我想听你多聊聊你上的课，”夏末的一天早晨，他粗声粗气地说，“听上去真有意思。”
感觉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肖恩和埃米莉宣布订婚的消息时，爸爸还在卧床。当时全家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肖恩突然说他想还是和埃米莉结婚算了。除了叉子碰到盘子的声音，周围一片安静。母亲问他是不是认真的。他说不是，他觉得在不得不经历这件事前自己还能找到更好的人。埃米莉就坐在他旁边，脸上挂着一丝苦笑。
那天晚上我没睡，不停地检查门上的插销。过去的影响挥之不去，仿佛随时可以推翻现在的一切，仿佛一眨眼，睁开眼睛时，我又会回到十五岁。
第二天早上肖恩表示，他和埃米莉计划骑马五十英里到布卢明顿湖去。我说我也想去，说出这话让我俩都吃了一惊。想着要和肖恩一起在野外度过那么长时间，我倍感焦虑，但我把焦虑放置一旁。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