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气味浓烈——烧焦的肉、紫草、毛蕊花和车前草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我看着母亲和奥黛丽给他换剩余的绷带。她们从他的手开始。他的手指黏糊糊的，裹着一层灰白的泥状物，不是熔化的皮肤就是脓。他的手臂没有烧伤，肩膀和背部也没事，但腹部和胸部裹了厚厚一层纱布。她们把纱布拿掉时，我很欣慰地看到里面还有大片粗糙发
了。
死皮被轻轻地切掉，他从腰部到头顶被涂上厚厚的药膏——和多年前母亲涂在卢克腿上的药膏一样——然后包扎好。母亲给他冰块让他含着，希望能给他补充水分，但他的嘴巴和喉咙内部严重烧伤，无法吸收液体，而且没有了嘴唇和肌肉，他含不住冰块。冰块会滑下他的喉咙，让他窒息。
第一晚，好几次他差点就不行了。他的呼吸会放缓，然后骤停，而我的母亲——还有那些为她工作的妇女——忙得团团转，调整脉轮，敲击穴位，用尽一切办法让他脆弱的肺恢复空气的进出。
奥黛丽就是那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6]她告诉我，他的心脏曾在夜里两次停止跳动。即便肺部没有衰竭，心脏也可能会让他没命。不管怎样，奥黛丽确信他挺不过中午了。
我打电话给尼克，告诉他家里有事，我需要回爱达荷州待几天，也不是什么大事。他知道我没有告诉他实情——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因为我不信任他，他很受伤——但一挂上电话，我便不再考虑他的事了。
我站在那里，手拿车钥匙，握着门把手，犹豫着。链球菌，万一我把它传染给爸爸怎么办？我已经服用青霉素将近三天了。医生说，二十四小时后我就不会传染别人了，但他是个医生，我不相信他。
我等了一天。我服用了处方剂量几倍的青霉素，然后打电话给母亲，问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回家，”她说，声音哽咽，“到明天我觉得链球菌也不重要了。”
我记不得开车时的景色了。我的眼睛几乎无法注意到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玉米地和土豆田，也看不见松林覆盖的黝黑的群山。我看到的是父亲，他还是一副上次见面时扭曲的表情。我想起朝他高声尖叫时我刺耳的声音。
和凯莉一样，我也不记得第一眼见到父亲时的情景了。我知道那天早上母亲摘下纱布时，发现他的耳朵烧伤严重，皮肤很黏，已经和后面的糖浆状组织粘在了一起。当我走进后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母亲手拿一把黄油刀，正用它把父亲的耳朵从头骨里撬出来。我仍清楚地记得她手握刀子两眼专注的样子，但关于我父亲的样子，我的记忆出现了一个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