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挂上电话,又拨通了斯托克斯商店的电话。是副经理接的。“今天的活儿干完了吧?”她用欢快的声音问。我向她道歉,告诉她我要辞职,然后挂了电话。我打开壁橱,我的废料场专用靴就放在里面,四个月前我把它们收了起来。我穿上靴子,感觉自己从未脱下过它们。
爸爸正在叉车里,铲起一堆瓦楞铁皮。他需要个人手将木块放在拖车上,这样他就可以卸货了。看到我时,他将铁皮放低,以便我可以踩着上去。我骑上那堆东西,上了拖车。
我对大学的记忆很快变淡。铅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投影仪切换下一张幻灯片的咔嗒声,下课时响起的钟鸣声——所有声音都被丁零当啷的铁皮撞击声和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在废料场待了一个月后,杨百翰大学就像一个梦,某种我想象出来的东西。现在,梦醒了。
我的日常和从前一模一样:早饭后,我给废品分类,从散热器里取出废铜烂
他需要你。该怎么选择看你的了。”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如果你不帮他,就不能在这里住。你得另找地方。”
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开车前往斯托克斯商店,上了十个小时的班。下午天色尚早,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回到家时,发现我的衣服都被扔在了屋前的草坪上。我把它们拿回屋子。母亲正在厨房调制精油,见我穿着湿淋淋的衬衫和牛仔裤走过,她什么也没说。
我坐在床上,衣服上的水湿透了地毯。我随身带了一部手机,盯着它看,不知道能做什么。没有可以打电话的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可以打电话。
我拨通了在印第安纳州的泰勒的电话。“我不想在废料场干活。”他接起电话时,我哽咽着说。
“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充满担忧,肯定是以为又出什么事故了,“大家都还好吧?”
“都很好,”我说,“但是爸爸说我必须在废料场干活,否则就不能住在家里,但我再也不想干那个了。”我的声音颤抖着,语调高得不自然。
泰勒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回想起来,我相信他的本意很直白,就是想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我那孤僻多疑的耳朵听到了一个弦外之音:你指望我能帮你什么?我开始动摇了,我觉得头晕目眩。泰勒是我的救命稻草。多年来,在我的脑海中,他一直是我最后求救的对象。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我可以拉动的一根有力的杠杆。但现在我拉了这根杠杆,才明白其实它徒劳无用。它根本不能做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泰勒说。
“没什么。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