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已经帮我拾掇出一间卧室，还特地遣散了女仆和司机，免得隔墙有耳，镜中有眼。等我的时候，她已经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桌上摆了烛台，佐以上等葡萄酒，室内甚至回响着勃拉姆斯的奏鸣曲——勃拉姆斯是她最爱的作曲家。她有意将饭后的桌边闲话拖到很晚，直至深夜，仿佛在涉渡暮年生活令人懊丧的泥沼。她不甘心只把生命消耗在培养子女成为无聊的资本家，跟蠢笨的保姆玩卡纳斯塔纸牌，或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催泪电视剧，一边织羊毛袜，最后了此残生。直到七十二岁高龄，她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是参与武装斗争，策划地下运动，沉醉于冒险事业。
“与其等肾脏溃烂，老死病榻，”她说，“我更愿意跟士兵巷战，饮弹牺牲。”
弗朗奇在次日早晨抵达，他租的车跟前几天不是一家公司的。他带来一条紧急口信，信息是从三条不同渠道传递给我的：“要么撤离，要么潜伏。”所谓潜伏，等于要我躲藏起来，不能继续做任何事，这个选项不可想象。弗朗奇同意我的看法，况且他已经搞到了当天下午去蒙得维的亚的航班仅剩的两张机票。
这是最后的行动。前一晚，弗朗奇已经跟第一支智利摄制组结清了所有账目，并委派他们跟其他组结账。他还把最后三卷摄制好的胶片转交给抵抗组织的一位使者，托他们尽快运送出国。他们操作得很顺利，五天后我们抵达马德里时，艾丽早已收到胶卷。把胶卷送到家里的，是一位年轻而迷人的修女，艾丽说她简直像是圣女小德兰。不过，她不愿意留在家里吃午餐，因为她必须在当天上午完成其他三个秘密任务，且当晚就要返回智利。不久前，凭借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我才发现，她就是那位在圣地亚哥的圣方济各教堂跟我接头的修女。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采访“通用电气”，我就绝不离开智利。上次在餐厅，接头线索断了，于是那天清晨，趁着在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家吃早餐的间歇，我又拨打了一次指定电话，电话里仍旧是那个女声，让我两小时后再打来，届时给我最终答复：行还是不行。于是我下定决心，就算在飞机起飞前一分钟找到了接头方法，我也要不计安危地留在圣地亚哥。如果还是没希望，我就只能飞往蒙得维的亚了。我已把能否采访看成一件事关荣誉的大事。假如不能用这次采访来胜利终结潜伏智利六周以来的种种幸运和不幸，会让我在精神上倍感痛苦。
但第二次通话还是同一个结果：两小时后再打电话。换言之，飞机起飞之前，还是存在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