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朋友，很乐意。”
我向服务生点了两杯咖啡，但他只在吧台上放了一杯。
“我点了两杯，”我说，“另一杯给这位先生。”
“哦，好，”服务生回答，“请稍等，很快就送
虽然原计划已大功告成，我和弗朗奇还是在圣地亚哥多待了四天，惦念着能与“通用电气”取得联系。按照对方在电话里的指示，两天之内，我每隔六小时来到指定的咖啡馆。我坐在那里，耐心静候，重读了一遍《消失了的足迹》——那本我乘飞机时的护身符。让我久候的联络人终于来了，是个二十岁左右天使般的姑娘，穿着公馆女子中学那种矫揉造作的校服，在倒数第二个赴约时间赶来，传达了下一步指示：当天下午六点，在波塔雷斯街上有名的亨利之家餐厅见面，赴约时，我要手拿一份《信使报》和一本连环画杂志。
我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出租车遇到了街头游行队伍，无法前行。紧随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康塞普西翁的自焚事件，一场新的反独裁和平抗议运动兴起。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示威人群，两百多名抗议者浑身湿透，但仍抵在墙壁上，无畏无惧，高唱爱的颂歌。虽然这场崇高的示威抗争让我深受感染，但我仍不得不遵照女学生的指示，赶到餐吧，坐在高脚凳上阅读《信使报》社论版。按约定，有人将靠近问我：“您喜欢读社论版？”我应该回答说是。对方再问，为什么喜欢读？我再回话：“因为有经济信息，对我的职业有帮助。”不久我就应当起身离开餐厅，门外会看到一辆等候我的汽车。
我把社论版从头到尾读了三遍，这时有人从我身后走过，并用胳膊肘在我腰上轻轻撞了一下。我在心里说：“就是他了。”我看了看那人，是位大概三十岁的男子，肩背宽阔，正慢吞吞地往卫生间走。我想这可能是暗示，想让我跟他到卫生间那边接头，但我坐着没动，因为他还没说暗号。我一直留意着卫生间，直到那人出来，经过我背后，又像上次那样轻轻碰了我一下。于是我转过身，望着他的脸。那人长着酒糟鼻，嘴唇发紫，眉头有好几道伤疤。
“喂，”他说，“你过得怎么样？”
“好，挺好。”我对他说。
他在旁边的吧椅上坐下来，用熟络的口气跟我攀谈起来。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朋友，”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怎么能忘。”
就这样，我们的对话持续了几分钟，我动作明显地露出报纸，提醒他说暗号。但他没留意，仍旧坐在我身边，望着我。
“那么，”他开口道，“请我喝杯咖啡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