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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一切显得更加真实，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开着自己的车把我和弗朗奇送到普达韦尔机场，与我们洒泪吻别，表演很是出彩。虽然我们尽量高调离境，但抵抗组织仍暗中保护，假如我们出关时被捕，抵抗组织的安全部门会向外界发出告急信号。这么做首先是为了知晓，机场是否有针对我们的监控。其次，一旦事后警方追查，将发现我们留下的出境记录，会相信目标已经离境。
入境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使用了自己的合法护照，因为没必要在一个友好国家做违法的事。然而在移民局窗口前掏出护照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真护照上的照片是易装前拍摄的，看起来实在不像现在的我。我修过眉毛，秃顶面积也更宽了，还戴上了高度眼镜，很难辨认出是同一个人。别人也曾提醒过我，伪装成另一个身份和事后恢复本来身份一样困难，但在最应该琢磨这句忠告的时候，我却把它忘光了。所幸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官没认真端详我的脸，我才得以从这场理应扮演自己却不能自证的默剧中脱险。
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弗朗奇要依照我的指示跟艾丽电话沟通余下工作的众多细节，还要提取她从马德里汇来的一笔钱款，以支付最后的花销。我俩在那里分别，计划几天后在圣地亚哥再见。我在阿根廷境内搭飞机前往门多萨，为的是预先考察智利那一侧的安第斯山麓。经由一条没有严控关卡的通道，可以轻易从门多萨重返智利。我独自一人，背着一台16毫米轻型摄影机，徒步前往智利那一侧的山麓，拍完了一切所需的镜头。回程时搭乘了智利的警务巡逻车，司机很同情我这位不知该如何返回阿根廷的乌拉圭记者。
我从门多萨南下，前往边境城市巴里洛切。一艘衰朽的破船塞满了从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来的游客，以及返程的智利人，从巴里洛切驶向智利边境。这条航路上是一派白得刺眼的极地风貌，冰川绝壁雄阔，海面怒涛涌起。到蒙特港的最后一段航程要乘坐渡轮，极地寒风从碎裂的玻璃窗吹进来，声似狼嚎。舱内没什么地方能抵御骇人的寒冷，也不提供吃喝，连一杯热咖啡、一口酒也喝不上，什么都没有。不过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倘若智利机场警方已经查验了我的出境记录，就很难想象次日我将再度入境，并且是从远在圣地亚哥一千公里以外的边境小城。
快抵达边防检查站时，渡轮上一个职员收取了不下三百本护照，只匆匆扫视一遍，没盖入境章。不过，智利人的护照要对照着严禁入境的流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