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络人赴约时还带了自己的小儿子，那孩子情绪激昂地问我：“《超人》电影是你拍的吗？”就这样，我开始意识到完全可以在智利隐居，就像数以百计的秘密归国者那样，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日子，而不用忍受刚回国时的紧张感。那一刻这种感想太强烈了，要不是尚未兑现拍摄这部电影的承诺——不仅是对国家、对朋友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我可能会就此改换职业和社会环境，以本来面目在圣地亚哥生活下去。
但是，由于怀疑警方正在身后步步追踪，出于最起码的谨慎，我们不得已要采取另一种工作方式。此时，能否进入拉莫内达宫拍摄还悬而未决，申请许可的手续不知为何一再被拖延；能否拍摄蒙特港和中央谷地尚不能敲定，设想当中采访“通用电气”的计划也无法落实。另一方面，我想亲自拍摄中央谷地，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少年时光。我母亲仍生活在那里，住在贫困的帕尔米亚村。但有人已经断然告诫我，考虑到最重要的安全因素，此行绝不要探望母亲。
眼下，当务之急是重新安排外国摄制组的工作，以便让组员们冒最小的风险结束各自任务，尽快返回自己的国家。只有意大利组需要留在圣地亚哥，跟我们一起拍摄拉莫内达宫。法国组一旦拍摄完预计在几天后举行的“饥饿进军”游行，就返回巴黎。
荷兰摄制组在蒙特港等我，一起拍摄靠近南极圈的风貌，此后经由巴里洛切的边境通道，离开智利前往阿根廷。三支摄制组都离开时，全片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也就基本完成了，胶片将被妥善地保管，送至马德里洗印。艾丽非常高效地完成了她的工作，我回到西班牙时，胶片已经准备停当，只待剪辑了。
“利廷回来了，拍完电影了，又离开了”
鉴于那段日子情况晦暗不明，最恰当的做法似乎就是我和弗朗奇假装离境，之后更审慎地重新潜入智利。蒙特港之行给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无论从阿根廷还是从智利前往那里都同样近便。于是就这么办了。我请荷兰摄制组在蒙特港等我，同时与智利团队的一支分队约好，三天后在全国正中央的科尔查瓜谷地会面，而此刻，我和弗朗奇一道乘坐飞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出行前几小时，在没有预先,bao露身份的情况下，我打电话给《分析》杂志社，与女记者帕特里西娅·科列尔做了一次深度访谈，讲述了秘密潜入圣地亚哥的情况。离境两天后，采访见报，封面上有我的照片，文章标题带有一种罗马式的戏谑：“利廷回来了，拍完电影了，又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