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政变。我本已从容地从电影公司脱身，开着车把一些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朋友送到森林公园，但这时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重新跑回了电影公司。所幸出现奇迹，我死里逃生，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
除了更换酒店以外，我们采取了另一项预防措施：第三次搬家之后，我和埃莱娜开始分房入住，各自使用新身份。有时候我自称是经理，而她是秘书；有时候我俩装作不认识。逐步分开也正好符合我俩此时的相处状态，尽管我们两人在人际关系上越发尴尬，工作上还算顺畅。
应该说，在我们入住过的众多酒店中，只有两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第一家是喜来登酒店。入住当天，我刚要就寝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当时埃莱娜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时间比她预计的要长，宵禁前赶不回来就得在集会地点借宿，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半梦半醒间我接起电话，但根本不记得自己身在何处，更糟的是，我不记得那一刻自己的身份。一个智利口音的女人叫了我的假名。我刚想回答不认识这位先生，但一下子警醒过来，意识到此时此刻会有人用这个名字找我。
那是酒店接线员的电话，她说有找我的长途电话打进来。一秒钟里，我快速思量，除了埃莱娜和弗朗奇没人知道我住在哪儿，他们两个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在凌晨时分给我打电话，还伪装成长途，除非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于是我决定接这个电话。电话另一端，一个女人用英语跟我说了一通亲昵的话，一会儿叫我亲爱的，一会儿又喊甜心、宝贝。终于等到我插空回话，我赶紧告诉她我不讲英语。那女人一听，娇嗔地骂了一句“靠”，就挂了电话。
试图跟酒店接线员搞清楚情况也是白费功夫，唯一的发现是，还有两位入住酒店的男士，他们的姓名跟我护照上的假名有点像。那一晚我一分钟也睡不着了，挨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埃莱娜进门，我们即刻搬到了另一家酒店。
第二次惊险发生在老旧的卡雷拉酒店，从这家酒店正面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拉莫内达宫的全貌。这地方的惊险在于它叫人后怕。就在我们离开酒店几天后，有一对年轻男女假扮度蜜月的新婚夫妻，入住我们隔壁房间。他们在照相机三脚架上安放了一台装有延迟操作系统的火箭筒，发射方向对准了皮诺切特的办公室。他们的行动理念和设备都是一流的，皮诺切特在他们设定好的时刻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发射的后坐力震散了三脚架，失去准星的火箭筒在酒店房间里爆炸了。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
进入智利的第二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