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在圣地亚哥拍摄了五天,这段时间足以证明我们的工作模式切实可行。与此同时,我与北方的法国摄制组和南方的荷兰摄制组保持联系。埃莱娜的联络工作也颇见成效,我们打算采访一些地下运动领袖和具有合法身份的政界人士,采访安排也越来越有眉目了。
至于我自己,我仍旧忍受着隐匿身份的痛苦。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艰难的牺牲,因为许多亲朋好友我都想探望,首先就是我的父母,此外我还想重温青年时代的许多片段。但现在,至少在电影拍完之前,他们得跟我绝对保持隔离。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承受着在祖国土地上流亡的奇特状态——最痛苦的流亡莫过于此。
我很少独自上街,但仍然觉得孤单。不管走到哪儿,即便自己注意不到,抵抗组织的眼线也会时刻照看着我。只有当我跟绝对信任的人见面,同时我也不希望会见者在别的朋友面前,bao露身份的时候,我才会提前请求安保人员撤离。在埃莱娜成功地协助我,使工作走上正轨后,我在保护自己方面也接受了不少训练,因此没出现任何纰漏。电影如预想的那样持续拍摄,没有哪位合作者由于我的疏忽或错误而遭遇任何麻烦。然而,离开智利后,一位秘密行动的负责人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
“有史以来,还没有哪次地下行动,如此频繁又危险地打破了那么多条安保原则。”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已然提前完成在圣地亚哥的拍摄计划。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允许随时随地做出任何调整,而事实证明,在一座无法预测的城市里拍摄,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圣地亚哥每时每刻都能出人意料,而意外冒出的念头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灵感。
截至当时,我们已经换了三家酒店。征服者酒店舒适便捷,但它正位于镇压势力的中心,我们有理由确信这家酒店是监控最严密的地点之一。可其他的五星级酒店也没什么两样,因为总有许多外国人出出进进,而外国人在独裁z.府安全部门的眼里,原则上全都属于可疑对象。不过,那些二流酒店对出入人员的检查往往更严,我们担心住在那些地方更易引人注目。因此,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两三天搬一次家,也不管酒店是几星级的,而且决不折回原先住过的酒店,因为我有点迷信,认为回到曾经冒过风险的地方难免会出事。这种执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一天,空军轰炸了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全城陷入骚乱。我赶到智利电影公司的办公室,跟长期合作的同事们商量怎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