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好处，这是达成协议的主要困难之一。在埃斯科瓦尔与被绑架者家属进行的狡猾的通信中，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表述清楚。但是，在他与基多·帕拉保持的秘密通信中，为了把协商的策略变动与长期展望告知于他，埃斯科瓦尔把这些内容表述得一清二楚。“你把我们的所有烦心事都传达给了桑托斯，这样非常好，免得这事变得更加复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得有白纸黑字和法律条文，我们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任何罪行被引渡到任何国家。”他还要求z.府明确投降后的招供条件。另外的两个要点是特殊监狱的警卫力量以及家人和随从的安全。
过去，埃尔南多·桑托斯和前总统图尔巴伊的友谊一直建立在政治基础上。而从那时起，两人的友谊开始变得私人而密切。他们能在绝对的沉默中面对面坐上数个小时。他们每天都通电话，交流内心的想法、秘密的猜测、最新的资讯，甚至建立了一个用来传达保密信息的完整加密体系。
这大概并不容易。埃尔南多·桑托斯是一个视责任大过一切的人，只消一句话，他就能解救或是毁灭一个生命。他很情绪化，容易精神紧张。他的群体意识在他做决定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儿子被绑架期间，和他相处过的人都担心他无法熬过这种折磨。他不吃东西，也睡不了一个整觉，总是把电话放在手边，铃声一响就扑上去。在那几个月里，他很痛苦，很少有社交时间。他认为儿子必死无疑，为了能承受儿子死亡带来的打击，他采取了一个精神治疗方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者自己的房间里，沉溺于回顾他令人惊叹的邮票收藏以及空难中烧焦的信件。他的妻子艾莲娜·卡尔德隆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七年前与世长辞，留他孤单一人。他的心脏和视力状况恶化了。他想哭就哭，从不压抑。他在报纸与个人悲剧之间划清界限，这是他在如此戏剧化的情境中堪称典范的优点。
坚强的儿媳玛丽亚·维多利亚是他在那段痛苦的时光里主要的支柱之一。她记得，在绑架案发生后的几天里，丈夫的亲友挤得满屋都是，他们躺在地毯上喝威士忌和咖啡，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总是聊相同的话题，在此期间，对绑架案的震惊和对被绑架者的同情随之逐渐淡去。埃尔南多从意大利回来以后直接去了玛丽亚·维多利亚的家里，带着情绪问候她，这种情绪最终将她撕碎。但是，当他不得不处理关于绑架案的机密时，他请求她把这些机密留给男人们，不要介入。玛丽亚·维多利亚个性很强，有着成熟的想法。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