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她儿子是被绑架受害者中最无依无靠,她对此很不安。“但是除哭泣和祈祷之外,当时什都做不。”她说。妮迪娅·金特罗说服她,为解救被绑架者,她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并邀请她参加市民和宗教活动,不断激发她斗志。莉莉安娜和奥兰多想样,她陷入个窘境:作为最没有价值被绑架者,他可能是最后个被处决,也可能是第个被处决,因为处决他同样能够引发社会动乱,而且对于绑匪来说,后果更轻。这种想法让她陷入无法遏抑痛哭之中,直哭到绑架案结束。“每天晚上哄孩子上床之后,就坐在露台上,边看着大门等他回来,边哭。”她说,“这样坐晚又晚,直到重新见到他。”
十月中旬,图尔巴伊博士通过电话,把条用私人符号加密信息传达给埃尔南多·桑托斯。“如果你对斗牛感兴趣话,有几份不错报纸可以给你。如果你想要话,给你送过去。”埃尔南多明白那是则关于被绑架者重要消息。事实上,那是卷从蒙特利亚寄到图尔巴伊博士家磁带。其中内容证实,迪安娜和她同伴们还活着。虽然她家人再索求,却从几周前就失去他们活着证据。她声音绝不会错:“亲爱爸爸,在这样条件下很难给你传达消息,但是在们苦苦请求之后,他们允许们这做。就说句话,是给你们未来行动线索:们直都在收看、收听新闻。”
图尔巴伊博士决定把信息传达给总统,并试图获取新线索。加维里亚接待他们时,正好在给当天工作收尾。他和平常样在私人图书馆里接待他们,他很放松,但是罕见地话多。他关上门,倒上威士忌,随意地说几条政治机密。由于“可被引渡者”顽固不化,招降进程似乎停滞不前,总统打算在法令原文中增加几条说明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整晚都在忙这件事,并相信当天晚上就能完成。他承诺说,第二天会给他们好消息。
第二天,他们如约回到那里,但是遇见个和前天完全不同人,他疑心很重,而且非常悲伤。从第句话起,他们对话就注定没有结果。“这是段非常艰难时期。”加维里亚告诉他们,“想帮助你们,也已经尽所能去做,但这个时刻,无能为力。”很显然,某种关键东西改变他情绪。图尔巴伊立即察觉到。会面时间还没到十分钟,他郑重、冷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总统,”他毫无怨恨地说,“您在做分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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