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两条腿越来越沉重了，人老腿先老，人死也是腿先死吧，怪不得电影里快要死的人，都要坐在轮椅上。
中秋节三天假期熬完了，我没去公司上班，而是在家里浑浑噩噩地又拖了一个礼拜。这期间，我接过赵觉民一个电话，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公司上班，我说我快要死了。他可能以为我在发牢骚，笑呵呵地叮嘱我：“抓紧时间写遗嘱，还得办理工作交接。”
我问赵觉民：“你是不是要给我披麻戴孝，要不怎么会关心我的遗嘱？”
赵觉民犹豫了一下，把电话挂掉了。我终于也敢像吴安同那样跟赵觉民说话了，这样的话说起来很痛快，就像放了一个长长的屁。我想，这或许就是语言的快感，我此前从没有享受过，哪怕是对我儿子。
我今天要不要去上班？我觉得继续工作还是有益的，公司里人多，能够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省得我老想着该死的“胰腺癌”这三个字。再说了，这个月的薪水还没领，等到最后的日子，就算是吸d镇痛也得需要钱啊。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基于我昨天晚上做出的决定：坚决不去医院。因为我相信医院不可能治愈癌症，能够治愈的肯定不是癌症。当然，也不能做手术，每个手术做完了，医生都会跟病人或家属说，手术很成功。狗屁！现在医院里医生的话还能信吗？凡是人干的工作就会出差错，但谁听见医生说过“今天的手术很不成功”之类的话？中国的医生害怕承担责任，总是夸大病人的病情，三分病说成十分，胆小的基本能被活活吓死。夸大病情有两个好处，一是治死你不用负责任，二是治好了你得对我感恩戴德。
我又走进了办公室，十天没来上班，竟生出一些陌生感。我坐定后半天，才觉得气氛有些诡异，因为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像是服了“含笑半步癫”。我不想关心，也不想探究这帮孙子为什么服药，都癫了才好，也省得我黄泉路上太寂寞，看着这帮人明面上勾肩搭背、暗地里钩心斗角，也算是一乐。其实，到了我这般光景的时候，才觉得以前动那么多脑子担心这个，花那么多心思算计那个，真他妈的不值。所有人似乎都在竞赛，谁比谁更能捞钱，谁比谁更能往上爬，谁比谁更鸡贼。
吴安同系着裤子前裆的纽扣儿走了进来，前台的小姚姑娘闻到了酒气，笑着问吴安同：“吴总，是不是早晨喝酒了？”
吴安同嘿嘿一乐：“小丫头笑话哥，哥昨晚陪客户喝多了，我是O型血，所以这酒醒得慢，早晨撒尿都是一股酒精味儿。”
这个浑蛋因为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