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
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个很大
变化。当然，此前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天下、开创文明大功业归结为“德”力量。这次“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
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第五次，也就是最后次大巡狩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攻讦有轴心言论，便是“,bao政失德”。这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秦政本身无德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帝国第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种时势所必须策略，种反击复辟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洛阳大梁新郑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番。五次大巡狩，第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骤逢“风雨,bao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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