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
韩厥此举
意义，司马迁做
最充分估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将韩之崛起归功于韩氏救赵之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却不能不说有着定道理。韩厥所为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晋”（韩赵魏）之盟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晋国，又终于瓜分晋国。看官须知，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之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致对外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家”口碑由来。
这个枢纽期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风习秉性，也赋予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战绩是吞灭春秋小霸之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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