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何有效
限制、制约州刺史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
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点，朝廷主要提出
三个解决途径。首先便是针对州这级行政单位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类似旧年沈氏为获取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个经验。
这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保证地方上稳定，不可追于蹴而成急功，因是第批拆分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像是原本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大梁帝国三省六部这中枢制度确立，代表着自两汉以来皇权对于外廷干预和分权总算告段落，且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渊源，前身其实都是君王内侍近臣，皇帝为保证君权得以独大，且对外廷能够形成有效制约，而不断将自身权威下放给这些近侍臣子，使他们得有资格参与到外廷行政之中，对原本三公九卿体系不断造成冲击，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制约能力。
当然，除三省六部这中枢主体制度创设，远三公九卿旧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为中枢制度主体而仅仅只是种补充。
这其中，三公成为真正荣衔用以犒奖那些正色立朝耆老重臣。而九卿则剥离原本政治礼遇，退化为单纯事务性职事，用以补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不足。
这也算是种褪去繁华之后返璞归真，九卿改为九寺，再加上同为事务性五监，如是便组成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事务型职官体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再加上个风闻奏事、监察百官御史台，如是便构成中枢官署基本构架。
这整套台省、寺监定制改革，在大业元年伊始年多时间内逐渐完成。这还是因为朝廷中枢本就脱胎于原本洛阳行台，诸多创制其实早有雏形，在审定职权、核定品阶之余，同样没有荒废正常行政事务。
当然，在这年时间当中，除中枢改制之外，朝廷对于地方上监控也并没有松懈。
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江东六郡。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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