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在图书馆或者‘公共场所’见面，”贝比向米娅抱怨，“她都不能到我家来，我只能在图书馆里抱抱我自己的孩子，社工还得坐在旁边，一直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罪犯，会伤害亲生女儿。麦卡洛家的人说，我可以到他们家去看女儿，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坐在偷走自己女儿的人家里也能笑得出来？而且他们家壁炉前面挂的全都是另一个女人抱着我的孩子的照片，我能在那里坐得住？”
麦卡洛太太也有自己的怨言。
“简直难以想象，”她打电话告诉理查德森太太，“把你的宝宝交给一个陌生人，看着你不认识的女人抱着你的孩子走来走去，每次听到门铃响我都会抓狂，埃琳娜。她和社工抱着孩子离开之后，我都会跪下来祷告，希望她能遵守承诺，准时把孩子送回来。探访的前一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只能吃安眠药。”理查德森太太同情地咂了咂舌头，“而且每周的探访时间都不固定。每次我都说，拜托，我们能不能选个固定的时间，求你了，每周选一天，至少让我预先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也好有所准备。可她偏不，每次都在探访的前一天才通知社工，说她那时候才知道餐厅的排班。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社工的电话——‘我们明天上午十点过去’，这次连半天都不到，我简直快要疯了。”
“不过是暂时的，琳达，”理查德森太太安慰道，“三月底就开庭了，州里当然会把孩子判给你。”
“但愿你是对的，”麦卡洛太太说，“但如果他们决定……”她突然说不出后半句话，觉得喉咙发紧，只能做个深呼吸来舒缓情绪，“这个结果我根本不愿去想，也觉得他们不可能这样做。”她的音调变得尖锐起来，“假如她连自己的工作时间都无法安排，又怎么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呢？”
“这也是暂时的。”理查德森太太说。
理查德森太太的内心可不像表面那么冷静：越是想到米娅，她越是生气，越生气就越无法不去想米娅。
她在西克尔高地过了一辈子，西克尔的价值观早已深入骨髓。她的童年记忆里，主色调是广袤的绿：宽阔的草坪、高大的树木。是富裕安定的生活造就了这片绿色。绿色也是几十年来克利夫兰城市宣传册的背景色，仿佛在讨好当地的那些正派居民，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无可厚非，因为“正派人”是当地的主流，比如理查德森太太的祖辈。从西克尔高地建立居住区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作为“正派人”的代表，1927年，他们来到还是一个小镇的西克尔——但那时候这里就被誉为
